一般认为，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一论断确立了实行法治需同时具备的在法律制定和实施上的要求，尤其是对立法本身和守法主体的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正与此契合：人民的真诚信仰守护着法律权威，而法律的至上权威又支撑着法律信仰。两者相辅相成，使法治“形神兼具”。

　　法律信仰和法律权威是法律在运行过程中各种现实力量的总和，体现为内在的判断力、凝聚力与外在的国家强制力、社会舆论力。

　　在内在力量方面，法律能够通过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来施加影响，使大众因为知法、懂法、用法而逐渐形成一种行为习惯，将法律融入日常的行为模式中。法律的判断力保证法律反映大众的实际需要、表达大众对于体面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并以明确的行为模式、假定条件、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指示大众如何行为，从而顺应大众的意愿、满足社会的期待。法律的凝聚力保证法律体现由单个人的意愿所形成的公意，使每个人不仅保持人格独立、完整，又能与他人保有共同意愿。

　　在外在力量方面，国家强制力提供法律权威存在的制度基础，使国家通过治安部门、法庭、监狱等来保证制裁非法行为、恢复被破坏的法律。社会舆论力提供法律的道义和民主基础，使法律与社会舆论民意双向互动、互相适应，提升大众守法之意识，树立法律之权威。

　　法律并不只是一套规则，它还是一种程序、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活动于其中的是血肉丰满、富有理性与情感的个人，他们随时都需要面对未知的未来、应对各种冲突和风险。当前，旨在保护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立法谋私和违法立法现象仍然存在，局部利益者并非不知法律之存在，而是不承认法律是我们社会的正义价值之承载，如人们“上法院”还想着怎样“跑上访”，参加入学、升职选拔“走程序”还担心“走关系”，等等。法律的权威常在这些不信任中不断流失。各种不信法、不守法行为弱化了法治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故而，法律权威的缺失往往伴随着法律未获得真诚的信仰，法律信仰未形成也常常伴随的是法律未成为权威之源。

　　法治需要的是“形神兼备”，法律秩序力量给予人们生活以安定有序，法律信仰力量赋予人们生活以价值与希望。而法律权威与法律信仰在互动中实现与强化法治理念。形成法律权威的过程是人们对法律的心理认识过程，其核心问题在于大众对法律的接受。这需要经历认知、理解、服从、信仰这样四个从感性到理性，相互衔接递进的阶段。信仰意味着公共生活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存在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法律一旦失去人们的信仰，其所发挥的作用将日趋式微。形与神、权威与信仰正是在这不断的法律实践中达成统一。唯有法律具有权威、人民真诚信仰才能使法治“形神兼备”，加速实现法治愿景。

    （西南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