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篇发自美国的文章值得注意。一篇是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为伦敦《金融时报》撰写的《中国对外战略不再被动》，一篇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如何处理美国的中国问题：瞄准北京的弱点》。

　　在《中国对外战略不再被动》一文中，曾在奥巴马首任深度参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和运营过程的坎贝尔还算客气地谈了他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外战略强势转型的看法，认为发生在东亚海上的“挑衅”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不再只是回应，而是根据自己的计划行动”，这“对中国问题专家有关中国及其外交政策目标的传统看法构成重大挑战”。

　　《瞄准北京的弱点》一文提醒白宫，中国为控制东海和南海而采取的进逼行动已严重到需要美国认真考虑在不动武、不超出预算前提下集中对付中国的弱点和缺陷。他提供了五条建议，包括增加部署攻击型潜艇和常规多弹头导弹，向台湾出售F-16C/D战斗机，更高调支持香港、台湾的“自由表达”，以及在国际上渲染中国对朝鲜的支持。

　　无从知晓两文的形成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但不难看出，在美国决策层和舆论圈里，由东亚海上局势紧张引发的焦躁情绪在进一步发酵，对中国对外战略走向和中美关系走势的怀疑和忧虑论调并没有减少。坎贝尔、萨特的文章只是同期在不同刊物、报纸和网站上涌现的诸多相似议论当中的两篇，但因作者的特殊身份和广泛影响以及有关论点的直白袒露而惹眼异常。

　　无独有偶的是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来华出席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记者会上的表现。他以情绪化的方式重申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的官式立场，同时把矛头指向中国某些“所谓的专家”，指责他们关于美国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推论过于简单和武断。圈内人都猜得出克里指的是哪几位，他们经常现身中国媒体盘点美国移至亚洲的军力，被华盛顿和东南亚的分析家们视为“中国鹰派”。

　　华盛顿急于了解“中国鹰派”近来密集的诘美言论是否代表了“上头的意思”，如果真是如此白宫就必须调整对中国意图的判断并加紧做战略和军事上的准备了。但事实上华盛顿眼中的那几位“中国鹰派”到底握有多大话筒连中国人自己都未必说得清。在中国国内，确有人以为他们代表了“上意”，但也有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部分民意的表达”。

　　在急着指责别人的时候，华盛顿不应否认中国已进入一个公共话语相对繁荣的时代，更不应回避自己为防止中美关系恶化所应负起的责任。美国没有很好地负起这个责任，其在中国东部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很难不在中国国内激起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民族情绪。

　　华盛顿将中国在东海、南海采取的维权行动解读为海洋战略的“咄咄逼人”，认为中国的目的在于瓦解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削弱美国在西太地区的影响力，最终确立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这是不是战略误判？为了制衡中国的“战略进取”，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明确支持日本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对华采取更为激进、冒险和挑衅性的策略，加剧了东亚局势的紧张，也导致日本开始肆无忌惮地破坏战后东亚秩序。这是不是战略错置？

　　且不说中国的党政军决策体制内部是团结一心的，不像美国的决策体制那样受到那么多利益集团、政治派系和游说小队的影响。如果中国真有“鹰派”，那么刺激、助长中国“鹰派”的恰是美国自己。与其揣摩中国决策圈的构成，不如退而反思自己的疏失。

　　白宫真心不愿意对华关系问题在令其焦头烂额的长长内外议题单上成为最烫手的那根山药，奥巴马的代表们在内部和公开场合一遍遍向中方传递着“美国绝无意遏制中国”的讯息。这背后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利益与中国深度交融，华盛顿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需要北京配合，支付不起同中国全面对抗和正面冲突的代价。但人们更多看到了奥巴马政府坚持推进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是以加强军事同盟协作、优化前沿军事部署为核心内容的，这种调整使奥巴马政府“无意遏制中国”的表态难以自圆其说，甚至在美国国内都开始受到怀疑。

　　不过坎贝尔有一点建议是中肯的，这项建议也广见于其他美国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无论这些人对中国持温和还是强硬态度。坎贝尔说，要准确判断中国的意图并传递有针对性的信息，美国与中国保持集中、定期的高层外交极为重要。

　　对中方而言，中美“保持集中、定期的高层外交”亦极为重要。中美关系无论如何需要保持稳定，中国必须为此积极施加影响，而好的影响一靠密集的接触、二靠正确的姿态。华盛顿需要正确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客观看待中国海上维权行动的性质，以及中国在主权受尊重前提下与美国加强合作的诚意。

　　中国的习近平时代已开始近两年，美国的奥巴马时代离终结也还有两年多一点，时间之河正为两个全球性大国根据“新范式”调校彼此关系提供一个稍纵即逝的“中点”。奥巴马政府对习近平执政地位、风格和导向的观察期快要结束了，它首先需要解决是否需要出台新的对华政策的问题，其次才是考虑应有何变与不变。近来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和发表活动的密集增多也许正是美国即将出台名义上的对华新政策的征兆。

　　奥巴马政府的思考结果将指导今后两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也会对即将在2016年之后入主白宫的那个女人或男人起到建议作用。如果围绕在奥巴马身边的中国问题专家继续像坎贝尔所说的那样“挣扎着”、“似懂非懂”地理解中国外交的“新范式”，白宫恐难有一套正确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