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是运用数学方法研究处于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活动中制定最优的胜利策略的理论。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博弈论便被广泛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学界在研究冷战后朝鲜半岛安全结构及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问题时经常运用该理论。现笔者不惴浅陋，从政治博弈的角度来探讨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俄日在朝鲜半岛角逐的问题。

　　一、１９世纪末俄日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冲突

　　朝鲜半岛受俄国的关注始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俄《北京条约》的签署，使俄国和朝鲜成为了邻国，开始有了十几公里的边界线。最初，朝鲜对俄国的意义仅限于朝鲜是滨海省粮食、肉类的补给基地。“在两国贸易尚无统计记载之时，乌苏里地区的俄国军队就以朝鲜的家畜作为食品供应的来源。”［１］

　　朝鲜“开国”后，各国纷纷涌入朝鲜，朝鲜半岛在俄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上升，成为俄国维护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谁控制了朝鲜，那谁就可以控制日本海和海参崴的孔道。没有朝鲜，俄国就不敢保证其必能守住它在西伯利亚已经获得的一切，更谈不上渗入满洲了。”［２］

　　“不冻港”问题使得１９世纪末朝鲜半岛在俄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再次提高。中日甲午战争后，俄日关系的恶化，在太平洋沿岸为太平洋舰队寻找一个“全天候的不冻港”变得越来越迫切，釜山、永兴湾、马山浦都曾进入俄国的视野。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朝鲜半岛对日本的意义更大些，它是连接亚洲大陆和日本列岛的“桥梁”，同时也是日本向大陆扩张的跳板。有人将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思想喻为“上岸情结”，［３］朝鲜半岛则是它“上岸”的第一站。历史上，日本曾多次对朝鲜半岛用兵，主要发生在中国的唐初、明末和晚清３个时期。前两个时期日本未能如愿，特别是唐朝初年，大败而归。“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４］

　　对于１６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倭乱”的最后一次战役———露梁海之战中，日军的伤亡情况，《明实录》中有过描述：“其焚溺死者无筭，虽水中不能割级，而犹获三百余颗。功收全胜，妖氛已平”，［５］“朝鲜南海余倭悉皆荡尽，东征始收完局”。［６］明末，日本征服朝鲜的阴谋仍未得逞。日本第三次“上岸”是１９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后，无论是“征韩论”，还是“大陆政策”中，都有朝鲜的“一席之地”。朝鲜是“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进取经略万国之根本”。［７］“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８］唐初和明末，日本“上岸”图谋破灭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是中国的介入。进入近代，中国“天朝上国”的光环逐渐褪去，对各个藩属国的影响力也日渐衰微，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日渐强盛，这种巨大反差使日本“上岸”夙愿得以实现。从《江华岛条约》起至１９１０年“韩日合并”，日本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最终吞并朝鲜，达到了控制朝鲜半岛的目的。

　　鉴于朝鲜半岛对俄国和日本的重要意义，两国都想控制它。然而，中日甲午战争前，横亘在俄日面前最大的障碍是中朝的朝贡关系，终止中朝朝贡关系是俄国和日本的共同目标。由于那时俄日有共同的敌人———中国，所以两国的矛盾没有突现，但《马关条约》的签订迅速改变了这一局面。甲午战争后，中朝朝贡关系结束，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由中日对抗变为俄日争霸。俄日两国在朝鲜半岛都欲将对方排挤出去，然而双方都无法取得压倒性优势，最后付诸战争。日俄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北进”政策和俄国帝国主义“远东政策”相牴牾、冲突的产物。［９］

　　无论是在俄国远东政策中，还是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中，朝鲜半岛都占有重要的位置。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俄日在朝鲜半岛的博弈是两国利益冲突的结果。

　　二、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俄日在朝鲜半岛政治博弈的过程

　　博弈论中最常见的两种基本分析模型是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一方所得即另一方之所失。“非零和博弈不是排它性竞争”，“一人所得并非另一人所失，得失之和并不等于为零”，非零和博弈中“冲突和合作都可以存在”。［１０］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俄日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博弈，是从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转变的过程。最初两国采用的都是排它性的零和博弈策略，先后上演了针对对方的“乙未事变”、“春生门事件”和“俄馆播迁事件”。但两国面临的严峻国内外局势迫使它们转向非零和博弈，相继签订了《汉城协议》、《莫斯科协议》和《东京协议》。当然，此时的非零和博弈并不是说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矛盾消失，而是妥协更适合两国的利益。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率先在朝鲜半岛发起针对俄国的零和博弈。日本在朝鲜半岛是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在井上馨任驻朝公使期间，日本在朝鲜获得一系列权益，日本控制朝鲜的局面初步形成。然而“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在朝鲜“一枝独秀”的局面受到了俄国的挑战，朝鲜上下对俄国的好感陡增。朝鲜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产生了“以俄制日”的想法。当时朝鲜政坛的实权人物闵妃常对人说：“日本与闵氏势不两立，就是丢失若干土地给其他国，也要报日本这个仇。俄罗斯是世界强国，日本不能相比，而且有保护君权的条件，可以依赖。”［１１］

　　在俄国支持下，闵妃相继罢免了亲日官员，亲俄派得到重用。对于俄国影响力的增强，日本用极端方式做了回应。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８日凌晨，日本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策划了“乙未事变”，之后，三浦又逼迫高宗解散亲俄派内阁，成立了新政府，内阁成员是清一色亲日派官员，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得以恢复。与日本在朝鲜半岛势力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亲俄派或被杀，或下台，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迅速下降。

　　“乙未事变”与其说是针对闵妃集团，不如说是针对俄国。关于这一点，时任《汉城日报》编辑局长的日本人小早川秀雄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在《闵妃被杀害事件》中写道：“当时日本对韩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俄关系。日本对韩政策的失败，必然导致俄国远东政策的成功。因为当时的韩国被置于俄日之间，如同双龙戏珠……假如韩俄关系依照此发展下去，日本势力将会被彻底赶出朝鲜半岛，进而韩国的命运即为俄国所掌握，这是洞若观火的事实”。［１２］

　　“乙未事变”是日本在朝鲜半岛采取零和博弈模式的结果，用非常方式打击俄国，属于排它性竞争，俄国在朝鲜半岛所失，即为日本所得。对于日本的举措，俄国没有善罢甘休，很快还以颜色，先后策划了“春生门事件”和“俄馆播迁事件”，前者失败，后者成功。

　　１８９６年２月１１日凌晨，在俄国驻朝鲜外交官的策划下，高宗和王世子化装成宫女秘密来到俄国驻汉城公使馆。高宗一抵达俄使馆就下令捕杀亲日派大臣，随后宣布成立新内阁，在“俄馆播迁”中立下大功的李范晋、李完用、李允用等担任要职。这就是俄国对“乙未事变”的回应，同样采用了零和博弈模式。与此同时，高宗还发布了诏书，斥责“乙未事变”是“旷古未有的凶变”，致使“王后崩逝”。还宣布废除之前在日本高压下通过的部分改革法令，“自八月二十六日以来迄未用印，并未曾见此印，朝中颁发政令亦全不知也”。［１３］

　　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从１８９６年２月１１日至１８９７年２月２０日，高宗和朝鲜内阁都驻跸俄国公使馆。“朝鲜中央机构都在被屏风隔开的大厅里办公，当内阁召开会议时，把屏风撤走……”。［１４］

　　俄国对朝鲜政府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１８９５年１０月至１８９６年２月近半年的时间里，日本和俄国在朝鲜事务中都采用零和博弈策略打击对手，加强对朝鲜事务的控制力，但日俄在朝鲜半岛的这种排它性竞争模式很快转变为非排它性竞争，即为非零和博弈模式所取代。

　　１８９６—１８９８年，俄日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３个外交协议：《汉城协议》、《莫斯科协议》和《东京协议》的签订即为证明。１８９６年５月１４日，韦贝和小村寿太郎分别代表俄国和日本签署了《汉城协议》。协议规定日军可以配置如下兵力：汉城（首尔）两个中队，釜山一个中队，元山一个中队，而每个中队数量不得超过２００人，俄国政府也可以在上述地区设置不超过日军人数的兵力。［１５］

　　初步形成了俄日共管朝鲜的局面。１８９６年６月９日，俄日签署了关于朝鲜的第２个外交协议———《莫斯科协议》，重申了俄日共管。财政上两国共同“对朝鲜予以援助”；在朝鲜“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朝鲜不依靠外援，由本国人创建和组织军队和警察。［１６］

　　两年后，即１８９８年，俄日签署了第３个外交协议———《东京协议》。俄国承诺“不妨碍日朝两国商业及工业关系之发展”，首次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经济优势；任命军事教官、财政顾问“非经两国事先协商不得采取任何措施”。［１５］

　　通过该协议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得到一定恢复。从《东京协议》签订至日俄战争爆发之间的大约６年里，日本和俄国在朝鲜维持着一种“共处关系”，但这种“共处关系”不意味着势力的均衡，在“共处条件”下，日本的经济优势变得越来越显著了。［１７］

　　三、俄日从零和博弈至非零和博弈转变的原因

　　现代博弈论的创始人之一马丁·舒比克认为：“大多数社会现象……都可能被视为非常和博弈……博弈参与者的命运和收益很容易变得休戚与共，纯粹的受益者和纯粹的受害者都不存在。”［１０］

　　从博弈理论出发，国际关系可以看成是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俄日关系的发展轨迹，即从互不相让到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有必然性。从参与博弈的双方来看，无论是俄、日两国国内情况，还是当时的东北亚局势，都不允许两国实行单一的对抗或单一的合作。冲突中孕育妥协，妥协后引发新冲突，这是俄日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在朝鲜半岛关系发展的特点。

　　（一）日本的“与俄协商”方案

　　“俄馆播迁事件”后，朝鲜政府中的亲日派被屠杀，高宗被俄国控制，日本在朝鲜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出现“天子为敌所夺，万事休矣”的被动局面。日本尽管不甘心，但无奈当时的国家实力不允许它同俄国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采取了两手对策。一方面扩军备战，以便来日与俄国一较高下。为此，制定了一个１０年扩军方案，把从中国勒索来的赔款及每年４０％以上的国家预算用于扩充军备，军费开支逐年递增。１８９６年陆海军的军费为５４０７３１２８日元，１８９７年为１０６７６３８９７日元，１８９８年为１１１７３３８７７日元。［１８］

　　两年间军费增加了２倍多。另一方面，日本在外交上采取低姿态，主动同俄国和解。“俄馆播迁事件”后，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大致有四种意见：完全放弃朝鲜，将朝鲜置于列强共同保护之下，与俄国协商解决朝鲜问题，尝试着以日本一国之力支持朝鲜“独立”。［１９］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赞同第２个方案，即由在朝鲜半岛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共同保护朝鲜，用这种方式来牵制俄国。伊藤指示驻外使节探询英美等国的态度，得到了否定回答。陆军大臣山县有朋赞同第３种方案，直接和俄国协商解决朝鲜问题，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也主张对俄协商。他建议政府：在共同保证朝鲜“独立”与共同监督朝鲜内政问题上，与俄国进行协商，并认为这是当前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途径”。［２０］

　　列强“共同保护朝鲜”方案行不通后，伊藤博文也倾向于日俄协商方案。从那时开始一直到１９０２年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签署，日本一直试图通过同俄国协商来解决在东北亚的纠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关于朝鲜半岛问题，俄日先后签订了３个协议：《汉城协议》、《莫斯科协议》和《东京协议》。

　　（二）俄国“心有旁骛”

　　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国在东北亚地区势力的膨胀引起了英、日、美等国的不满，遏制俄国成为它们的共同目的。“英国急于利用东京上空弥漫的反俄情绪，促使日本倒向英国，在极东联合遏制俄国。”［２１］

　　俄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实力也决定了它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博弈中要采取非零和博弈模式。这时俄国在东北亚的进一步扩张从自身角度看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完工和在太平洋上缺少一个全天候不冻港。鉴于列强的态度和自身的情况，俄国不得不收敛其在朝鲜半岛的锋芒，走同日本协商的道路。

　　“俄馆播迁事件”后，关于朝鲜问题日本提出协商解决时，俄国应允了。对于日本的提议，俄国驻日本公使西特罗沃表示：俄国不希望朝鲜成为“某种力量控制下的反俄工具”，俄国对日本主张的朝鲜内政改革“无疑义”，并直言“朝鲜毫无独立自主之能力”，俄、日要“充分考虑”朝鲜这一现状……俄、日间订立临时协定来维持朝鲜的现状是目前的“最佳选择”。［２０］

　　《东京协议》的签署和俄国在“满洲”的举措密切相关。俄国十月革命前的远东政策中，“满洲”居于核心地位。“满洲问题在１８９５年已完全作为一个国际问题出现，并且占据了首要和最急切的地位。它在此后整整十年中，成了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２２］

　　胶州湾事件的发生给了俄国解决在太平洋沿岸“全天候的太平洋出海口”的机会，很快在“援华抗德”的幌子下占领了旅顺。为了实现占领旅顺“合法化”，俄国要与在华特别是在“满洲”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列强开展外交。当时俄国主要的谈判对手是英国和日本。俄国占领旅顺后，英日舰队分别在对马海峡和仁川海面进行示威，造成了“旅顺口危机”。英日的态度很明确，反对俄国占领旅顺。英国认为占领旅顺便于俄国封锁北直隶湾，进而对北京构成了威胁。英国“不反对商港的租让，但是军港却是另外一件事”。［２３］

　　日本对俄国占领旅顺的反应更加强烈，因“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吐出了已经到口的“猎物”———辽东半岛，而如今俄国却要租借旅顺和大连。为了减少租借旅顺和大连的阻力，俄国需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一定的让步。１８９８年１月初，俄国外交部指示驻日公使Ｐ．Ｐ．罗申向日本表示：俄国对朝政策的基础是维护和日本的“友好关系”……俄国准备修改和朝鲜签署的聘请阿列克谢耶夫为财政顾问的协议。日本很清楚俄国此举的意图，决定借机挽回在朝鲜的劣势。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回复罗申说，有两件事制约着日俄友好关系的发展：一是俄国人训练朝鲜军队，二是俄国控制朝鲜的财政。如果俄国将军事教官一职让与日俄外的第三国，如比利时人和美国人，而财政顾问由英国人柏卓安或比利时人、美国人担任，日本会很满意。［２１］

　　俄国最初不同意日本的要求，但《旅大租借条约》的谈判进入了关键阶段，拒绝日本的要求可能会危及其租借旅大。此时朝鲜的反俄风潮迭起，１８９８年３月１０日，独立协会在汉城（首尔）举行名为“万民共同会”的反俄集会，呼吁政府解聘俄国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这样的情况下，和日本达成妥协已是刻不容缓。３月２０日，阿列克谢耶夫辞职，随后开业没多久的俄朝银行关闭，几天后俄国召回了在朝鲜的军事教官，主张对日强硬的士贝耶也被调离。“俄国对中国事务的关切以及不愿分散力量的打算，连同独立协会的反俄情绪，合而造成了３、４月间撤回全体俄国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关闭俄朝银行以及召还勇于进取的斯培耶的结果。”［２４］

　　俄国在朝鲜问题上表示出和解的诚意后，俄日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谈判得以恢复，很快签署了《东京协议》。朝鲜半岛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大国因素在半岛的历史走向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后，朝鲜问题中起关键的“大国”首先是日本和俄国。为了获取半岛问题的主导权，日、俄展开了一轮轮的博弈。冲突中孕育着合作，合作后引发新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双方博弈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再次陷入大国博弈境地，美、中、日、俄四大国是影响当前朝鲜半岛问题解决的重要外部因素，离开了这几国的支持与合作，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想象的。对话与合作是目前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乃至东北亚区域安全的最佳途径。希冀对１９世纪末俄日在朝鲜半岛博弈的研究为当前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借鉴，力求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