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地区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崛起大国必须回答的战略和外交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和参与东亚秩序建构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东亚各国乃至世界主要国家观察中国崛起效应的重要标尺。
关键词:东亚;中国;战略;秩序;地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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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秩序建设是任何一个崛起大国必须回答的战略和外交议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如何看待和参与东亚秩序建构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东亚各国乃至世界主要国家观察中国崛起效应的重要标尺。
东亚秩序建构与中国战略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接受地区的概念,将其国际战略重点放在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上,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新秩序的建构,为引导世界秩序演变创造条件。①近年来,中国立足临近地区,致力于促成东亚地区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加强地缘政治经济的塑造能力。中国促动的东亚合作机制代表了中国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准则。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中国的议程创设能力。中国在地区秩序建设中的努力为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一种可堪借鉴的范式。随着东亚秩序转换的加速,地区内外各国均致力于促成有利于自己的东亚秩序架构,地区秩序走向激烈竞争,中国完整提出自己的地区秩序战略框架,恰逢其时。
一、中国东亚战略的演进
从历史角度看,世界大国都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拥有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传统而言,大国地区战略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以获取地区主导地位为目标;而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并行不悖的趋势之下,大国的地区战略路径转而追求地区共同利益,将开放地区主义作为战略工具,将地区制度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主脉络,将地区秩序建设作为地区合作的愿景。
近代以降,西方势力在东亚扩张与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下降并行,而中国把外交重点放在与西方打交道上,与东亚国家反而冲突不断,难以在东亚确立牢固的国家间合作关系。长期以来,中国不是从地区(region)角度出发处理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是在双边层次上处理与各相关国家的关系;②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中国才开始积极接受地区的概念,并将其战略重点放在促进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上。以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两大趋势并行不悖为观照,这一转变显然深得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之三昧。③在诸大国均以促进乃至主导本地区一体化作为未来国际竞争基础的情势下,中国将加强东亚合作视为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实为长远之举。
作为古代东亚政治、文化、经济乃至安全秩序的主导者,中国的强盛、开放与东亚密切相联。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悠久文明,以华夏伦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扩展为基本路径,在东亚地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帝国架构——朝贡体系。16世纪之后,中国进入传统政治制度的衰落阶段,固步自封,开始闭关锁国。19世纪初中期,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王朝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接连受挫后,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发动一系列对华战争,用坚船利炮砸碎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格局思想,将中国强行纳入一个强迫性的自由贸易体系之中。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半殖民地,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自此,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东亚地位的维护了。
东亚传统秩序的最终崩溃,与日本崛起并追求侵略性的“大东亚共荣圈”直接相关,中日困境就此种下根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使中日的敌对状态久拖不决。1945年日本的投降并未带来地区的和解、东亚的融合,也没有带来日本国内对其所犯罪行的普遍和深刻的认识。④二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一直被冷战的阴影所遮盖,并为东亚民族主义浪潮所淹没。东南亚地区与朝鲜半岛忙于非殖民化与国家重建,中国也忙于国内革命建设以及突破西方的封锁。尽管东盟在1967年成立,但受外部力量牵制和内部聚合力不足的影响,东盟在促进东亚合作上的能力有限。20世纪90年代之前,东亚地区尚未建立起全地区性经济合作的制度框架,日本在东亚的投资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并成为东亚一波波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