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的经济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凝聚人心，励精图治，俄罗斯领导层凝练出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为核心的俄罗斯新思想。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有行为能力的国家。在经济方面，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绝不意味着要退回到前苏联式的指令式计划和管理体制，让无所不包的国家从上至下为每个企业制定出工作细则，而是否定之后的扬弃，让俄罗斯国家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衡，确立社会发展的最佳目标和合理参数，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条件和建立各种有效的机制。

　　增强社会经济运行的透明度无疑是最有效的机制之一。首先是增强财政金融领域的透明度，如建立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提高预算作为国家最重要经济政策手段的作用、实行税收改革等；在金融领域强力打击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改组银行体系，建立文明的金融和证券市场，使其成为公正、透明、规范的融资渠道。在技术层面上，俄罗斯各级行政组织的年度预算——联邦、地区、城市三级预算须遵照联邦、地区法律和法规向公众公开。不予公开的例外部分仅限于联邦级别涉及国家机密的防务和安全预算。作为官方文件的俄联邦《预算法》对联邦、地区、地方年度预算编制及地方性财政政策的指导原则予以明确规定，这是国家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鉴于税收收入是国家预算的首要来源，国家通过《税收法典》明确规定了国家税收制度，包括联邦税、地区税和地方税。课税基础及其确定的方法、税率均由《税收法典》规定。

　　俄罗斯高级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始于2008年。2009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就任后强化了这项制度。梅德韦杰夫颁布总统令：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部长、总统办公厅成员、总统驻各联邦区全权代表等须依法按时向税务部门提交自己及配偶、未成年子女的收入、财产和财产性债权债务情况。2013年，普京总统为切实推进反腐进程，再度强化这项指令，扩展了其实施的范围。根据新的总统令，央行副行长、董事会成员和员工、退休基金、社保基金、联邦强制医保基金、国家集团（公司）以及依据联邦法律建立的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也被纳入申报范围。强调严惩腐败没有“碰不得”的人，要求采取行动时不应该考虑这些人的官级和头衔。2013年4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法律草案，禁止高级官员和议员拥有海外账户、有价证券、股票和其他外国金融工具。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社会转型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也勾画出未来发展战略的轮廓。针对前述经济财政领域的异化现象，持续地增强财政透明度是一项正确的选择。那么如何消除这些异化现象，实现否定之后的扬弃，使我们社会的肌体得到净化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一，公民社会监督机制的有效建立。我们注意到，国际反腐败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在俄罗斯建立分部已有数年。事实上，该组织把揭露腐败丑闻视为首要任务，其监督的触角已经覆盖了俄罗斯大多数腐败危害大而值得特殊关注的领域。除透明国际外，还有其他以反腐败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开展工作。但必须注意到，透明国际等组织对俄罗斯国有机构的监督是有限的，如在国有金融银行系统，公民社会组织的监督还远远不够。

　　第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措施。为打击非法洗钱、向境外转移资金等影子经济活动，2013年年底，俄罗斯中央银行吊销了“投资银行”、“项目融资银行”等十几家银行的营业执照，原因包括涉嫌违法行为、资产质量不佳、不能形成足够的现金流等。中央银行的果断措施强化了俄罗斯央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对全国金融系统实行独立监督的权威地位，也彰显了俄联邦政府治理金融腐败、净化金融运行环境的坚定决心。我认为，俄罗斯必须大力推进金融银行系统改革，对腐败猖獗、积重难返的金融银行系统实行更严格的监管。

　　第三，建立开放的政府。当下，俄罗斯正紧锣密鼓地建立一个开放的政府机构，其地位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而是按照俄总统和俄联邦政府的指令建立的正式官方机构。按照指令，开放政府一方面要在最高权力（总统、政府、各部委）和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NGO）之间建立互动机制，另一方面，这个机构也要同前述各国际非政府反腐败组织加强沟通，注重借鉴国际经验。有效地把整个社会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中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发展趋势。同样地，我认为古希腊、古罗马的某些简单朴素的民主方式在某种意义也值得研究并恢复。古代直接民主的现代翻版有助于建立“公开的政府”，直接落实社会生活中的透明度，让任何腐败现象，不论是国资产权交易还是预算分配关系中的徇私舞弊行为都无所遁形。即使达不到上述目标，也能增加以权谋私者的腐败成本，遏制有组织的系统性、结构性腐败的蔓延。

　　（作者单位：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