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接受早报专访

　　谈关于故乡的写作 “我不是写乡愁，只记录流散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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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新作《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继续追问“个人与历史的关联”。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听到‘故乡’、‘乡愁’这样的词，我就头皮发麻，想呕吐。当一个词语成为一种有道德倾向的流行语时，正是它走向死亡，需要我们警惕的时候。”一直在书写乡村与中国关系的梁鸿，写下了《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书，却会在旁人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本能置换为“村庄”，或试图进行一点思辨。

　　2008年，梁鸿为写《中国在梁庄》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天天走家串户寻摸梁庄人的脉络，没有以大的社会问题作为书的切入点，而是将人物摆放在前面，书写梁庄农民的活法。2011年，梁鸿又开始为《出梁庄记》走访十多个省市三百多人，记录梁庄人外出打工的生活。这两本书屡获嘉奖，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广泛关注，梁庄也由此成为中国乡村研究的一个著名样本。

　　3月14日，梁鸿带着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来到上海参加“思南读书会”，与作家金宇澄做了一次对话。次日，梁鸿在接受早报记者的专访时说：“作为写作者，可能无法在现实层面承担意义，记录是我的责任”。

　　外出打工者心还在梁庄

　　从老家河南穰县梁庄回到北京，梁鸿说自己身心俱疲，感觉像生了一场病。看到了故乡成为时代的剩余物，淤黑的坑塘、坍塌的老屋、衰老的叔婶、被遗弃的人们……都在村庄这个环境中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样的“乡愁”重得让梁鸿难受。她认为，当人们提到“要留得住乡愁”的时候，如仅仅把乡愁作为一种桃花源式的幻象，那么乡愁就变成了一个轻浅的说法、一个漂浮的东西。而当把乡愁作为一个政治现实问题，乡愁之重就重得让人窒息。

　　“在这个时代，故乡是个特别政治化现实化的词语，因为它涉及到当今最核心的矛盾：乡村怎么发展、城市化背后如何安置我们的生活，这背后是几亿仍然在村庄生活的农民。对于村庄呈现出的弊病，不能简单地用‘孝道缺失’等道德层面的批判来谴责，这背后有着复杂的生存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必须正视的政治问题，”梁鸿告诉早报记者。

　　在《出梁庄记》中，打工在外多年的梁庄人，依旧会在返乡的时候建起一座座“豪宅”，哪怕这些“豪宅”大部分时间都无人居住。梁鸿在书中写道：“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留在梁庄的人对在外打工的亲人，好像没有特别的感受，似乎认定在外打工的人整个心还留在梁庄，从来没有离开过。梁庄始终是中心。在外只是暂时的，讨生活的最终都会回来。他们会饶有兴趣地讲谁谁回来娶媳妇、割痔疮、做手术、盖房子，也会以一种陌生的、惊讶的口吻谈谁谁校油泵发财了、谁谁又赔了、现在回梁庄在做什么。在他们心里，梁庄始终是中心。”书中人物之一丰定的老婆，居然会一时想不起打工所在地的小镇名字，而她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年。

　　或许不只梁庄人如此。户口在故乡，还是农民，只是不种地了而已。只要在外面讨生活的光景差一些，还得回去，家里的地还在就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