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建立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促进新体系,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一、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外贸特别是货物出口成为我国主要的经济增长源之一,但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来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疲软不振,主要发达国家“黑天鹅”事件频发,“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等,这些都预示着我国外贸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依旧严峻复杂。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与传统竞争优势逐渐消失,片面追求出口高速增长,过多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及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随着外贸结构性矛盾突出、出口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出口商品和服务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的显现,外贸发展模式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外贸促进体系也亟待创新。

　　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动区域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重大战略举措,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去,以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建立起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新形势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进而在国际经贸活动中增加我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而这些又为我国外贸转型提供了发展契机,一方面有利于夯实外贸发展产业基础,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创新驱动在外贸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提升外贸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拓宽海外市场空间,巩固市场多元化格局,提高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发言权,以及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同时,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获得空前发展,被广泛应用于传统和新兴行业,并给外贸企业的生产与流通环节带来了深远影响,加速了外贸企业的生产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以及业态模式创新,促进了我国外贸产品和服务出口逐渐从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最终成为推动我国贸易规模扩大,外贸发展方式转型的新动力。

　　可见,在新形势下,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鉴于此,在稳定外贸增长的同时,要将更多的注意力聚焦在外贸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型上来,加快探索建设外贸促进新体系的途径和方法,提高外贸发展效益和质量,提升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

　　二、外贸促进新体系的探索实践 

　　目前包括济南市、南昌市、唐山市、漳州市、东莞市、防城港市,以及浦东新区、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等在内的12个“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纷纷对建立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促进新体系进行了探索。在对上述试点地区有关外贸促进政策举措进行梳理总结后,可发现如下特点:

　　1.从政策集成来看,主要涉及提升双向投资水平,促进外贸平稳增长。推进贸易便利化水平,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深化信息互换、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三位一体的“三互”大通关改革等;构建贸易促进平台体系,打造国际化高端展会,搭建国际营销网络公共服务平台,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加快发展等;加大财税保险政策支持力度,设立外经贸领域专项引导资金,扩大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面,落实出口退税政策等;探索金融政策支持新体系,拓展跨境融资渠道,加大对出口企业信贷支持,探索外贸企业融资机制,推进金融服务投资贸易便利化,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探索服务贸易发展新模式,确定服务贸易重点发展领域,推动建设服务贸易产业园区或示范基地,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等;以及改革创新外贸营商环境等内容。

　　2.各试点城市或地区均根据自身发展特点来构建适宜的贸易促进政策体系。有的强调与主要区域市场的经贸合作,如济南市和金普新区针对日韩等东北亚市场,漳州市和东莞市分别围绕海峡两岸合作与港澳合作,防城港市侧重以越南为主的东盟国家,西咸新区突出“向西开放”等,外贸政策制定上均带有显著的区域特色。有的强调区域协同合作与开放,如唐山市将京津冀贸易促进协同发展作为其探索外贸促进新体系的主要任务;而武汉城市圈则致力于区域内各城市外贸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加强城市间口岸通关协作。还有的强调外贸促进重点领域,如浦东新区围绕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航运、金融等优势部门来制定相应贸易促进政策;苏州工业园区依托中新合作成果,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重点发展服务贸易;两江新区大力发展口岸经济;东莞市着重于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而南昌市则争取建设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探索多式联运口岸新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