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理论家习惯于将中国文化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将西方文化与现代相提并论，隐含于中国文化内部的创新能量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如果无法觉察古人如何与他们的时代积极互动，只是模仿其外在形迹，我们就没有真正掌握文化传统的精髓

　　●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通过介入和回应历史巨变，展示民族精神和中国智慧

　　中西文化关系认知的拉锯战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常成为争论的漩涡。这些争论交织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主题之中，衍生出面目各异的理论焦点。文学研究显然是文化交锋的一个特殊区域。自先秦至晚清，中国古代文论拥有一套完整的概念范畴体系，诸如道、气、神韵、意境、风骨、兴寄，如此等等。然而，20世纪上半叶，大约二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套概念范畴体系急速后退；同时，另一套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覆盖了文学研究领域，长期支配学院教育，诸如内容与形式、个性与共性、审美、典型、结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文论的独霸引起了愈来愈多的不满和忧虑。许多理论家认为，中国的本土文论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失语症”是他们对这种状况的形容。“失语症”时常被视为后殖民的文化症候。殖民主义的飞机大炮撤离之后，他们的理论话语仍然顽固地盘踞于文学研究领域，左右本土的文学评判乃至民族的审美想象。因此，理论话语权的争夺涉及精神家园保卫战，而不能仅仅想象为不同学派之间温和的切磋与商榷。

　　另一批理论家则呈现了不同的思考角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使用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从近代的“放眼看世界”开始，中国逐渐登上世界舞台，尽管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充满了屈辱与创伤。如今，现代汉语中存在很大数量的外来词汇，这并未导致中国文化的崩塌，相反，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了活跃的形象。再也没有人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仅仅“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显然，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鲁迅甚至对青年人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些表述明显带有矫枉过正的意味，然而，当时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依赖如此决绝的观点为现代文化腾出空间。这一批知识分子援引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壮大自己的民族。他们自称是“盗火者”——鲁迅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这种开放的氛围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文化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