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落尽见真淳 ——“为中国着迷”的傅吾康

　　2007年9月6日，95岁高龄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在德国柏林女儿的寓所驾鹤西去。一句外国的谚语说：“失去一个老人，就等于失去一座图书馆”，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同时又跨越了中西文化的傅吾康，我认为他就是一座图书馆。

　　几年前我在主持编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一书的时候，曾经对20世纪的德国汉学做过简短的概括——享誉世界的德国汉学随着德国历史的变迁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首先受到帝国扩张主义的影响。在希特勒的纳粹时代，部分学者被迫流亡。而二战后东西德的分裂，也使得双方汉学研究的路向南辕北辙——东德汉学为逃避政治的敏感而长期处于孤立地位，并遁入了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安全”研究课题中；由于传统汉学过分强调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西德汉学在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形成了对中国的误读，以致于使一场原本是反对权威的运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1990年东西德的意外统一，双方的汉学又重新接轨。由此看来，德国汉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幅百余年来现代德国的政治和人文学科演变的缩影图。除了20世纪初受到帝国扩张影响的一段汉学历史之外，傅吾康经历了后来所有的发展阶段。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按照顾彬教授的说法，福兰阁(Otto Franke, 1862-1946)显然属于“父亲”代，不过他来中国的时间却大大早于1911年，同时他的研究领域也涉及古代和当代中国的各个方面。而傅吾康则属于“儿子”代，非常幸运的是，他躲过了德国的大部分浩劫和全部的战争，在中国待了13年之久。主要在北平的这些年，不仅使傅吾康打下了坚实的中国文化基础，同时也让他更加热爱这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北平，由于他能有机会跟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交往，傅吾康也因此拥有了国际化的视野。此外，他也非常幸运地在40岁之前就获得了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的教席。由于冷战期间没有办法跟中国建立起联系，一直到1972年中国和西德建交之前，他根本不可能重新返回中国。他对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刻骨的爱，由于偶然的机会转到了东南亚华人那里。傅吾康建立了与东南亚华侨的关系，并且在这一方面他的建树亦颇丰。

　　二

　　生于1912年7月24日的傅吾康是福兰阁教授的子女中唯一子承父业的汉学家。按照中国的说法，傅吾康可以算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了，福兰阁在当时为显赫一时的大汉学家。傅吾康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的氛围中长大的，作为汉学家的幼子，他的孩提时代的一切好像都是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正是由于受到这样的影响，1930年中学毕业之后，他毅然绝然地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傅吾康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师从颜复礼(Fritz Jger, 1886-1957)、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许勒(Wilhelm Schüler)等著名汉学家从事汉学方面的基础训练，并于1932年7月获得了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的翻译文凭资格。1935年他在佛尔克教授那里作了题为《康有为及其学派的国家政治革新尝试》的博士论文，这篇后来发表在《东方语言学院通讯》上的论文，赢得了众多的书评。甚至像莱顿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教授也亲自在《通报》(T’oung Pao)上撰文评论此书，这对年轻的汉学家来讲无疑是莫大之鞭策。这篇论述中国保守派与西方改良主义思想论争的专著，后来也奠定了傅吾康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地位。

　　1937年傅吾康只身来到中国，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后到达了北平，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呆就是整整13年(其间只有短期在日本逗留)。在北平，傅吾康主要参与了“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的组织、领导工作，先后在学会中担任秘书、总干事以及《中德学志》编辑主任等职。从1938年至1944年，共出版《中德学志》六卷(22期)，《汉学集刊》(Sinologische Arbeiten)三卷，同时组织出版了“德国文化丛书”等二十余种。

　　1941年夏季，傅吾康跟曾留学德国的胡万吉(雅卿)先生的千金胡隽吟(1910-1988)女士相爱，不过按照当时帝国的法律，日耳曼人是不能娶非雅利安人为妻的，否则的话傅吾康就会被迫辞去中德学会的职务。直到1944年9月他们才正式订婚，1945年3月在战争快要结束之前，他们终于结为百年之好。

　　抗战胜利后，经萧公权(1897-1981)先生的推荐，傅吾康谋得了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教授的位子，讲授“明史”和“德国历史”等课程，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负责汉学研究西文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Studia Serica)的编辑工作。在成都两年后，傅吾康又接受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冯至(1905-1993)教授的邀请，接替了由于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去了华盛顿大学而在北大空出的德语教授的位子。在北大期间，傅吾康与季羡林(1911-2009)等学者建立了终身的友谊。

　　战后的德国乃是一片百废待兴的局面，汉堡大学也在着手重新建立已遭破坏的汉学系。1949年6月，傅吾康得到了汉堡大学的正式任命书，他于1950年回到汉堡，接替了自颜复礼被迫退休后已经空置两年的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一职。来北平时只是孤寂一身的傅吾康，此时携妻带子(此时已有一女一子)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汉堡。

　　在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的位置上，傅吾康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二战之后德国汉学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以傅吾康为首的北部汉学重镇汉堡当然占据着重要一席(其余的两个重镇分别是：以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为首的南部汉学堡垒慕尼黑，以及地处东德的以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为首的莱比锡)。汉堡本来就是德国最早成立汉学系的大学，再加上傅吾康的研究领域为明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东南亚华人历史，因此汉堡学派的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方面。

　　1963年—1966年期间，利用大学和政府给他的三年学术假期，傅吾康接受了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恢复了多年来没能够成立的中文系。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尽量多地培养华文人才。退休之后，傅吾康又应聘到马来西亚做客座教授，以专门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

　　三

　　傅吾康教授可谓著作等身，早在1947年他就发表了用英文编写的《明代史籍会考(1368—1644)》，自1950年回德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851—1949年——中国革命的百年》、《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作为历史学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吾康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吾康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傅吾康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出发，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

　　跟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傅吾康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