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思想之花总是在碰撞与交融中绚烂绽放，“争鸣”往往成为这一华彩时刻最初的见证者。徜徉于新知、新论的海洋，享受人文思想的凝练与升华，使我们在新征程中不再踌躇，充满自信地努力前行。2018年1月9日，本版与读者分享了过去一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历史学关注的争鸣热点。本期则概要介绍2017年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热议的部分话题，虽不免挂一漏万，但期待“回首思想”能够成为我们一同前行的能量源泉。在新的一年里，本版将继续秉持以往的宗旨，为学术界提供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欢迎学界同仁踊跃投稿！

　　经济学

　　2017年，经济学界围绕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和争鸣，例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否使计划经济可行、“逆全球化”、“长期停滞”假说的理论争议和实证分析等。

　　大数据能否使计划经济可行

　　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否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肇始于马云于2016年11月所说“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2017年5月，马云在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言时再次认为，大数据使市场变得更加聪明，让计划和预判成为可能。

　　对于这一观点，很多经济学者持否定态度。钱颖一认为，计划经济不只是信息收集和计算问题，还涉及对人的激励问题，由于激励问题难以预测，因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无法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2016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2016年12月4日发言）。朱海从获得价格信息的机制和产生价格信息的机制的不同，说明了大数据的局限性。他认为价格不是“信息”概念，而是“过程”概念，反映的是企业家竞争、发现并产生价格的过程，大数据无法代替这一过程，也无法帮助个人在市场中做决策，因而无法代替市场本身（《大数据不能使计划经济变得可行》，《深圳特区报》2017年6月27日）。张旭昆通过梳理计划经济的思想源流，认为大数据无法满足计划经济所需数据的体量、真实性，也不能帮助计划当局对互相冲突的经济目标做权衡；同时，计划经济不利于个人自由的表达和创新思想的建立，因此大数据不应用来重建计划经济（《大数据时代的计划乌托邦——兼与马云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

　　虽然很多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对通过大数据“复活”计划经济表示质疑，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大数据可以服务于“新计划经济”。王庆林认为，未来大数据将成为生产资料，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以实现国家宏观计划经济（《供给侧改革下的新计划经济——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思考》，《商场现代化》2016年第7期）。王彬彬和李晓燕认为，大数据可以发现和利用默会知识，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技术条件，平台经济为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组织条件（《大数据、平台经济与市场竞争——构建信息时代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3期）。

　　李三虎等人认为，目前大数据技术不足以使计划取代市场，只能部分地使计划起到有效资源配置的作用（《数据社会主义》，《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此外，徐映梅和高一铭虽然没有论证大数据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但从实证角度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的CPI舆情指数，认为此方法可以改进CPI预测精度，肯定了大数据在经济预测中的作用（《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CPI舆情指数构建与应用——以百度指数为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