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研究是一个处在多学科十字路口的领域。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试图在这一新兴领域分一杯羹。在传播学领域，梵迪克曾揶揄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只将媒介当作存储器，而没有意识到在文化记忆的型构中媒介工具的角色。这一论断恐怕有失偏颇。“文化记忆”理论的共同奠基人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分析了媒介技术的变迁对于记忆结构的深刻影响，也敏锐地意识到数字化记忆将对公众记忆产生的巨大冲击。换句话说，媒介向度本就是文化记忆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当前复杂的媒介生态中研究文化记忆的媒介化现象也应得到更多关注。

　　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媒介向度的发现

　　传统社会中，人们总是对狂欢与节日翘首以盼，而居于欢腾时期之间的诸多平庸的日常，将何以维系？涂尔干归之于艺术和图腾作品。哈布瓦赫则认为整合的力量来源于集体记忆，正是对于典礼和仪式的记忆，使得日常实践依然保持鲜活。

　　从当下来看，这种集体记忆建构中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自明，但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论述中，媒介向度却是缺席的。确切地说，他关注的是广义上的传播机制：语言、家庭、宗教、社会阶层等，核心在于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集体记忆讲述个体生平框架内的历史经验，自然地通过人际交流产生，仅限于同代之间。而过去对当下的影响在何处、代际之间的交流如何维系、代际之间的历史记忆是延续还是断裂等，都是哈布瓦赫理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阿斯曼夫妇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将集体记忆的时间轨道延伸到个体不可能经验到的过去，这种过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本身是一种记忆现象，它并非通过生物机制代代遗传，而是需要专人进行引导、对传播予以控制的过程。

　　阿斯曼夫妇将文化记忆的语境延伸到近现代，聚焦于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议题，主张从文化学角度研究记忆，关注“记忆的技术性以及文化性的媒介”。他们在记住和遗忘之间加入了第三类别——指向图书馆、博物馆等具有储存功能的传播媒介，中介并约束着记忆。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过渡也是依靠媒介得以实现。可以说，文化记忆理论的提出，正是记忆理论中媒介向度被发现与得到确认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