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应该成为一种创造活动,对文化研究领域的文本进行“还原”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样的“还原”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实验方式来进行,但是实验在文化研究领域是不可想象的。

　　从孔子时代到清代的整个古代,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发展,这种变化、发展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还表现在学术上从诸子蜂起的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以及从儒、释、道三教并立到合流以至融合的演变,如此等等。与古代中国社会的演变相应,儒家思想也在演变,这种思想演变是通过后儒(包括儒学者和经学者)根据自己时代的要求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前儒和由孔子所整理的“六经”(秦汉以后为“五经”)的思想加以新的诠释和阐发来实现的。显然,被后儒重新诠释和阐发的思想与前儒和“六经”的思想本身并不是一回事,前者乃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只是在名称上它们常被学者不加分别地笼统称作“儒家思想”罢了。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演变,是孔子及后儒和“六经”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儒学和经学方式不断得到改造的过程。在近现代新的历史条件下,近代维新派的思想和现代新儒家的思想都是这种新的改造活动的产物。但是,近代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维新派的改造并不成功。而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至今也未转变为一种现实而普遍的社会运动。这说明,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努力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徒劳无功的,其思想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未掌握中国大众。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笔者认为,需要发展的不只是儒家思想。中华文化不只是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及其后学的思想,它还包括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及其后学的思想以及佛教思想等,所有这些思想都是有可能也需要得到发展的。这就是说,“返本开新”之“返本”,不应像汉武帝“独尊儒术”那样独“返”儒家思想之“本”,而是应当“返”中华文化之“本”。

　　近些年来举国上下都在讲“和谐”,认为“和谐”是中华文化固有和特有的一种观念,而且许多人以为这种观念是来自主张“和为贵”的儒家。其实,主张“知和曰常”的道家何尝没有“和谐”观念呢?更何况“和”的观念并非孔子或老子首先提出,春秋时史伯就曾讲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春秋时代许多学者都提倡的,不能简单归为儒家或道家所特有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