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段丹洁/摄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化文本国际研究中心揭牌 本网记者 段丹洁/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段丹洁）4月22-23日，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在京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中方学者，以及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科罗拉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古代文本阐释的相关问题进行主旨发言和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表示，对古代文本进行跨越历史、跨越文化的读解，往往包含着深层的思想对话。他以利玛窦和福柯对爱比克泰德的译述和分析为例，从中国-西方、古代-当代的两条线索，提出“知”与“行”的追问，认为爱比克泰德之所以一再成为思想转折的焦点，未必仅仅在于道德教化，而是在于由此启发的理解结构。杨慧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中外学人在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对当今世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问题与方法不仅塑造着人文学术的基本品格，也会帮助我们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敞开自己。”他说。

　　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马克·S.史密斯认为，为了理解古代文本，学者需要关注文本的背景。古代背景既包括文本的直接背景，也包括文本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马克?S.史密斯将作者在书写文本时所使用的全部文化信息范围称为“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回溯阅读”的概念，即古典学阐释者需要“回溯地”阅读前期文本，从文本范畴中增添新的关注点，同时引介更多层次的意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伟对秦简牍用字、用语的年代学进行考察。他表示，秦代锐意变革，对名号多有改易。秦代实际改易名号繁多，远远超出传世文献记载。陈伟认为，不同类型的文献价值并不相同，比如，文书档案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的有效的文献，不大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反复转抄，所载内容对名号改易的体现最为直接。律令、书籍则可能反复传抄，在利用时必须十分审慎。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一同为人类提供了最早的成熟文本。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约翰·贝恩斯在研究中发现，在众多文本传统中，古埃及文本传统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对媒介使用模式和对不同类型写本的同时使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埃及一直维系并强化一种单一、变化的复合字母。在容易腐坏的媒介上可以看到手写体的变体，而在“不朽的”环境，如石刻等，则呈现出与表现形象紧密关联的象形文字，在三千多年时间里，图形符号得以保存。约翰·贝恩斯还谈到，在纯文学出现之前，埃及文本主要有四种类型，包括：扁平构型，通常使用形象化的元素将重要的知识进行重组；场景说明，主要以象形文字为形式，其内容具有多样性；伟人的自我呈现，从成串的头衔到理想的生活与生平叙事；宗教文本集，最初旨在表演，后变为铭记。这些都引发了埃及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探讨了作为方法论的“刘向校书”。他表示，公元前26年-公元前6年，刘向父子等人用20年的时间系统整理了西汉的皇家藏书，东汉班固的《汉书》中的《艺文志》就是以刘向父子的整理目录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献整理，早期中国的文本经过此次整理，其物质特征发生了很多改变。徐建委认为，将“刘向校书”作为基础的方法论，重视并明晰《汉志》的性质，并有效的利用，会在周秦汉学术、文学研究领域，促生一种新的问题方式。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化文本国际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以中国古代文本研究为主，兼具全球视野的研究机构。研究中心致力于深耕中国古代的传世与出土文本，探索其物质形态、结构细节、流动性诸问题，同时将努力促进新的研究范式的生长和理论体系的建构；研究中心亦将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跨国界研究，将中国古代文本体系研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文本体系研究整合起来，鼓励促进学科和文明间的多层次交流。研究中心聘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柯马丁担任学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担任中心的执行主任。由中外学者共同助力，并拥有着国际性和跨文化的视域，旨在为文本研究领域的博士生、博士后、青年教师以及资深学者创造国际研究、交流与合作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为古文本领域发展出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