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哲学很长时间内陷于笛卡尔设计的二元框架，即认识论上预设了认知者和认知对象。威廉·詹姆斯无意像罗蒂所批评的人那样，以一种新的方式擦拭心灵的镜子，从而更加清晰地接近“自然”或“实在”。在《心理学原理》等早期著述中詹姆斯大致把知识分为熟悉的知识和关于的知识（know ledge-about）两类，但1900年之后，詹姆斯在对“意识”作为实体进行批判时发展出新的知识理论。这种知识理论以他的经验形而上学为基础，其最大特点是充分运用彻底经验主义的方法，试图模糊“熟悉的知识”和“关于的知识”之间的界限，加强了信念、意图、兴趣和目的等价值因素在认知活动及其结果中发挥的作用，最终得出的结论之一是：Know-what和Know-how之间的区分是不必要的，实质上可以接受的知识只有“实践知识”。

　　对比詹姆斯1900年为界的前后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几点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前期詹姆斯仍然徘徊在心理学和哲学的灰色地带，当他讨论认知是什么时，仍然囿于心理主义和二元论。尽管他想用意识流的思想把主体和客体的僵硬对立冲淡，但是，人格性的思想及其思想的内容之间的对立仍然存在。这一阶段，詹姆斯初步提出了意向性。思想趋向于处理对象，意向指向一些而不是另外一些，意向的选择性使得传统的笛卡尔的纯粹的难以理解的自我得到更加清晰的认知。但是，由于詹姆斯没有处理好作为实验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身份，他的知识理论明显具有心理主义的残余。很多人指出了这一点。詹姆斯在1898年完整地提出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时，其实，他试图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传统的知识论问题。尽管在1895的文章中，詹姆斯有意地强调观念的引导功能，从有差异的结果上来判断感觉（观念）的认知功能，但是由于这个阶段，詹姆斯并未把难以直接经验的“关系”也当作经验，詹姆斯难以解决认知和认知对象之间的关联性。

　　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提出是为了反对传统的知识论，要么把知识的可能性放在客体那里，譬如洛克等经验主义，要么把知识的可靠性放到先验自我那里，譬如笛卡尔，或者像康德那样采取统合和划界的方式予以解决。在詹姆斯看来，这些做法其实都不是严格的哲学应该采取的方法，仅仅因为他们不从直接经验出发，而是从理论反思的结果出发，甚至包括休谟在内。詹姆斯提出彻底经验主义的另一个目的在于，从直接的经验层面认知问题。

　　当詹姆斯把认知放在经验之流中，借助介入性来确定知者和所知时，他就必须把关系同样理解为直接经验。介入性确定知者，关系确定终端，即所知的对象。在詹姆斯看来，“熟悉的知识”和“关于的知识”的共同点都在于经验之流之间发生的关系。前期詹姆斯特别强调感觉意向的牵引下发生的验证行为，后者同样如此。后期的不同在于，詹姆斯把行动及其关系放了进来，认知发生在未分化的经验之网中。

　　在《真理的意义》（1907）的序言中，詹姆斯曾经这样区别他自己和杜威：詹姆斯并不是杜威那样的反实在论者，在认知的问题上，詹姆斯强调实在对于认知真理的重要性。两人相同的是，在认知问题上都沿着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前进。对介入性的强调就是明显的例证。詹姆斯不在毫无意义的哲学家的意义上谈论认知，而是把认知当作放在具体的经验之流中发生的关系来考虑。可以说，介入性是认知问题浮现的前提。介入性确定了何种经验成为认知的条件，而观念的引导性则使得认知真正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詹姆斯并未对此进行明确而清晰的论证，就是说，他并没有像杜威那样在有机体解决情景中遇到的问题那样，把认知的背景和动因明确表达出来。但是，对介入性和过渡经验的强调则让我们对Know-what和Know-how的区分产生疑问。

　　实用主义者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在说到知识的时候，与其他哲学派别不一样，他们经常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谈论知识。实用主义对知识的看法，总是结合经验之流（如詹姆斯）、问题情境（如杜威）来讨论知识及其知识的效度的，即知识的语境敏感性得到了杜威和詹姆斯的突出强调。根据这样的看法，“知道什么”和“知道如何”在实用主义中其实可以归并为一个，那就是连续的经验之流产生某种关系时出现了包括认知在内的各种问题。人们在此情境下无法把介入性的东西完全隔离、撇开，而直接地面对“另一个经验的片段”。过渡或转换经验就是介入性导致的结果。詹姆斯曾经形象地把经验比作“链条”。Know-how是把认知的活动经验放进知识确证的过程，它充分考虑了介入性要素，包括知者的任何条件和操作性活动。哪些元素被算作知识考虑的因素取决于经验关系的种类，认知关系和审美关系是不相同的。所谓的Know-what，在詹姆斯看来，完全是在认知经验之外加进来神秘的非直接经验的东西，它导致知者越过鸿沟达到所知的对象。这种认知图式其实是形而上学的虚构。

　　对于“熟悉的知识”，詹姆斯认为，经验的“链条”在某一个节点发生了相互的作用。介入性要素是感官等元素；对于“关于的知识”，詹姆斯认为，作为意向性活动起点的“思想”在导引行为的作用下进入实际的脉络。读者也许会问，詹姆斯如何确定哪一种经验可以作为经验验证的标准？那些作为确证经验的认定是如何进行的？詹姆斯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也许他的一些话暗示了部分答案：“我已经用尽了我的概念的家底，我在使用理智主义方面已经彻底失败了，因此我不得不改变我的出发点。”

　　詹姆斯无法为经验的确证提供理性的证据，也许几十年后的维特根斯坦的下述格言是他思想的隔代余韵：我没有理由，我被训练成这样。难怪维特根斯坦在剑桥从教的时候，书架上仅有的一本书就是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在实践生活中，我们采取何种行动方案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问题，生活中基本的信念对人们的生活尤其重要。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