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传播的诉求不外有三。首先是以公共事务的宣示为主，诸如全民健保、缴税、选举等，试图透过媒介将公共事务对民众进行善意的告知。其次，是导引整合信息的意图，诸如防疫、防震以及对生活环境的相关知识或常识之提供，期望借助日常教育的养成，促使民众对其行为或习惯得以自我掌控与节制。最后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观念的诱导，此一诉求常是介乎感性的呼唤以及直接的提醒之间，诸如卫生、交通、法务、环保、教育等相关单位一再提出的教化性信息，主要目的是在提升民众尊重社会的观念。

　　媒体使用型态的理论层次

　　政治传播与公共营销或社会营销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系统研究媒介使用型态与公益营销效果之间的微妙关联确实有其必要。媒体使用型态可分成三个理论层次来讨论。

　　第一个理论层次是媒体暴露程度是否可能有效预测知识的增加。第二个理论层次与媒体的“本质”有关。第三个理论层次是阅听人对公共事务报道的关心与注意程度，会影响到他们对公益广告的注意程度与学习效果。

　　从上述的理论探讨可知，由于社会结构的改变，一般人对于过往政策倡导的印象，仍然存在刻板与单向的告知，但因生活的多元化，促使信息生产者为达到倡导效果而加入营销理念，使得此一印象已渐有改观。套用一段传播学的用语，人们已无法接受百发百中的传播论点，反而因为选择性的暴露、选择性的理解以及选择性的需求，成为政治传播中信息供需之间必须考虑的因素。

　　政治传播与新媒体效益

　　跟任何地方皆同，台湾为因应全球数字与新媒体环境趋势、网络传播快速与跨距离的特性，使网络成为信息流通的新兴媒介。

　　由于台湾新闻媒体具有催化者的角色，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互动，不仅可促进公民参与的精神，也可以让政府制定或推行的政策符合标的顾客需求。以台湾政治传播的情境为例，政策希望标的民众能获得相关知识与充足的信息，进而满足标的团体的需求，其结果能否成功乃植基于新闻媒体与人际管道和宣传策略。同时，讯息的设计也相当重要，讯息是否能完整且成功地表达出来，并告知或说服大众，这对于长久依赖选举氛围的社会，当然更为凸显。因此，台湾的公共部门须要能熟悉传播媒体的流程与沟通的方式、安排传播的程序表，以确保媒体所报道的内容和政府所欲推行的政策内容达到一致性。

　　政治传播除了会运用传统媒体与社会大众进行政策沟通与倡导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台湾的政治传播也会运用新兴网络媒介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也就是公民只要一个按钮就可以轻易透过网络，直接进入政府所提供的信息系统，并且与该部门进行对话，例如市长电子邮箱。换言之，政府利用信息传播科技（ICT），使得公共行政与公众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下降，促使政府的政策倡导与营销不必支付大量成本，电子化政府更要利用既有的信息传播科技进行政策营销，展现政府服务民众的意志力、自主性与职能性。

　　要言之，台湾政治传播的网络治理模式特质，在于强调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深入的决策信息、公民的涉入和不同团体的参与，借此开启平等参与的决策空间、避免政府垄断的决策权力、强化政策的正当性基础及创造多元的公私协力关系，可说是具有深化民主治理的效果。然而，在网络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媒体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定位及两者互动模式为何，是本文需加以深入探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