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拆了故宫建白宫”

　　——王绍光谈政道思维对国家治理的启示

　　国家治理是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那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面临什么挑战，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此，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

　　近200年国家治理走过三个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历史上看，国家治理走过怎样的历程？

　　王绍光：从概念看，治理是个古老的中文词，但在过去近20年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不是治理社会，而是治理黄河、三废污染等。Governance（治理）在英文中也是老词，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个词被引进到中国，到现在约有20年，真正流行起来大概15年。这个概念最初完全是从世界银行的文件里翻译来的，意思是社会共治，而不是政府一家来管理社会。

　　从政府角度来讲，在过去200年里，中国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1956年，关键词是governability，解决有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够统治中国的问题。从咸丰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的时间中国都在探寻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1912年以来，中国处于几乎没办法统治的状态，清政府被推翻，北洋军阀混战，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有效统治大概只有几个省，这些都证明不能治理这个国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才真正有一股政治力量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有效地实行控制（除了港澳台以外）。

　　第二个阶段是从1956年到1986年前后，甚至到1990年，解决谁来治理的问题，关键词是government，当时政府统管一切，包括政治、经济发展、资本筹措等。

　　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到现在，关键词是governance。这一阶段是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管理整个社会。一方面不要政府统管，需要其他社会力量（如民间组织、非公企业）参与治理；但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家能力的提升。我和胡鞍钢早期写的《国家能力报告》，认为国家能力的转型，目的不是削弱国家能力，而是减少国家干预的范围，国家能力不是被减弱，而是要加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出于什么背景？

　　王绍光：改革开放以前是流动性很小的社会，且不说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即使是城市内部之间的流动也很小。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在某个单位工作，也可能一家祖辈几代都住在那个社区。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很小，社会流动（如职业、层次）也很小。而现在，即使是农村人口流动都很大。以前国有企业没有创造利润的压力，相对很重视安全生产，而今天的安全生产就需要第三方来监管。

　　由于社会经济的转型，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人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治理方式也必须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