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共同经验，又分解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物经历之中。正如许多作家曾经表述过的那样，中国的现实，远远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比文学更具有传奇性。

　　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有一种来自国外汉学界的批评声音，反对中国作家用讲故事的方式写小说。其立论的依据是，世界文学潮流是现代小说已经放弃了讲故事，用小说讲故事，既落后又缺少现代性。中国作家依然在沿用19世纪的文学方式讲故事，太落伍了。这样的批评，要害在于指责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脱节。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国内学界一直有一种声音，批评莫言和许多当代作家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价值标准而写作，甚至是为了迎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嗜好而写作，放弃了民族本位的立场，脱离乃至扭曲了中国的现实。如果说，前者是指责莫言和当代作家“太中国而不世界”，那么后者就是指责他们“太世界而不中国”，虽说各自立场大为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回答这些责难，需要考察作家的成长记忆和时代的风云变迁，以及如何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故事。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这是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似乎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这篇演讲中，一口气讲了七八个故事，有的简洁，有的蕴籍。其中关于作者母亲“卖白菜”的故事、“捡麦穗”的故事，催人泪下。同时，莫言也讲述了自己的文学追求和对人性的思考，即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些宝贵的创作经验，值得我们珍视和阐发。

　　以莫言为例，莫言出生于齐鲁大地，直至21岁参军离开家乡，一直生活在山东高密的乡村，一个充满了乡土气息又不乏神奇性的地方。打小，莫言就从爷爷那里、从集镇上的说书人那里，听到很多民间故事。他有篇小说叫《草鞋窨子》，写的是冬闲时节男人们扎堆在地窨子里打草鞋和聊天，讲述自己遇到或听来的奇闻异事。近万字的作品，除了环境和场面的叙述、氛围的渲染，竟然编织了11个各色各样的故事，其中有的是生活的辛酸，有的是生活的喜剧，而更多的是精怪故事。即便是乡村集镇上的说书人，也能给莫言带来倾听和诉说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