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各项需求，将使得2016—2020年期间的我国GDP增速保持在7%附近。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最先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总裁埃尔多安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之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具有持续激励，又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从而促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加快，避免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因此，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并不在于一时的经济增长得失，而在于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如何测算适度的新常态增速，以及在这一稳健增速下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

　　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一般而言，经济体的潜在增速受到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从增长核算方程来看，供给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

　　在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降低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我们根据15—59岁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对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做出合理假设之后，估计我国GDP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关于增长方程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判断如下。

　　第一，投资平均增长率将趋于降低。因为经济再平衡的需要，资本回报率也趋于下降。

　　第二，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根据人口方程的测算，2016—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28%。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TFP）缓慢下降。2016—2020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约为2.9%，而2011—2015年中国平均每年的TFP增长率约为3.2%。

　　根据上述对中国增长方程各部分的要素变化判断，我们估算，在“十二五”时期（2011—2015），中国平均潜在GDP的增长率约为7.6%；“十三五”时期（2016—2020），中国平均潜在GDP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6.7%，其中，2020年我国GDP潜在增速将降至6.2%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