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全球经济新格局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对全球贸易影响力大幅上升，中国需求对新兴市场拉动作用不断增大。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原有引资方式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逐渐突显，局限性日益突出，外资嵌入型的产业发展面临多重困境和挑战。

　　第一，“浮萍经济”风险开始显现。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加速了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近年来，伴随我国各类生产要素价格进入集中上升期，大量外资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转移，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增速呈明显下降之势。自2012年开始，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了逆差，外资出现了撤资现象，产业升级遭遇严峻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浮萍经济”风险。

　　第二，“双重夹击”挑战日益严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技术等要素上具有显著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在劳动力等供给上具有显著优势。而处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则受到“两头挤压”，两类优势均不突出。例如，中国与越南等国相比，传统要素优势不复存在；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技术等高端要素显然处于劣势，产业发展面临“双重夹击”的困境。

　　第三，利用外资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任重道远。我们前一轮利用外资主要是以中低端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由于关键部件生产能力和核心技术的缺失，使得产业发展过度依赖于外部市场，缺乏“自主可控”性。“中兴事件”充分说明，我们依然未能通过利用外资在开放式创新中培育起“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产业发展在日益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下面临较大风险。

　　第四，利用外资的外部环境不再宽松。伴随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变得日益趋紧。联合国《2014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危机后许多国家颁布实施了多项政策措施，鼓励境外资金回流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限制对外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增长，政策走向呈现“吸引内流”和“限制外流”的双向变化趋势，利用国际高端要素促进产业升级路径受阻。

　　产生上述种种困境，主要在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原有引资战略的天生缺陷。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依托优惠政策创造了吸引外资的初级要素低成本“洼地”效应。这一利用外资的战略举措，适应了特定发展阶段的需要，总体来看是非常成功的。但其内在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依托低成本“洼地”效应，吸引的只能是低端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对生产要素价格变化非常敏感，产业的根植性相对较差。一旦面临生产要素价格和成本上升，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低成本生产要素优势更为凸显时，低端产业和低端生产环节因此就会再次“迁移”，产业发展“浮萍经济”风险或将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