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去中心化”的城镇化发展逻辑

    我国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一定程度上盲目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以至于超出了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集中式”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日渐显露：全国大跨度的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交通成本越来越高，水及空气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审视德国的“去中心化”城镇化模式，它通过规划和立法的均衡、资源的二次分布、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均衡、行政机构的分散化以及教育分享的多种选择等途径，推动了区域间及城乡间的等值化发展，防止了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度集中，在城市病防治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至今仍然对社会平衡和正义发挥着正面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国“去中心化”模式无疑为正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求解“城市病”提供了很好的逻辑经验，值得为我国借鉴。

　　去中心化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概念，主要涉及三类不同的内涵：一是城市发展类型和城市规划模式；二是社会管制方式；三是在社会组织高度集中时代的民主进程。“去中心化”属第一类范畴，是指行政资源、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衡分布和区域城乡同质化的过程，是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心化”或“极化”（即人口和资源向主要大城市集中）相对而言的。

　　作为工业化、城镇化较为成功的一个范式，德国的“去中心化”发展模式通过行政资源、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衡分布和区域城乡同质性原则，削弱了主要大城市的“资源中心”地位，促进了地区平衡以及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缓解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病”。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能否从德国“去中心化”模式中获取有益的逻辑经验，是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