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将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作为女性写作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此后，“一间自己的屋子”作为女性写作的基本条件及其私人性的象征，融入了构建女性的叙事伦理与审美空间。“一间自己的屋子”不仅蕴含女性不依赖父权和夫权的个人精神与经济的独立，而且隐含了父权制度笼罩下的国家民族相对疏离的理念，而这一理念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女作家的人生轨迹与文学题旨存在着差异，她们写作的基本前提不是争取“一间自己的屋子”，而是“破门而出”，彻底融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

　　文本中的“家庭监狱”

　　陈学昭初出茅庐的处女作题为《我所希望的新妇女》（1924），文中列出的中国“新妇女”的条件有：个人之修养、学识、社会上之事业。文章最后，陈学昭特别录下了易卜生《娜拉》一剧中娜拉出走前与丈夫海尔茂的对话。作者赞叹道：“这才是新妇女的行为！这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我们如果要做领袖人物，那么，至少我们须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妇女。”这一年陈学昭18岁，刚从上海爱国女学毕业，在尚未展开的人生道路的端口，已经标识了她鲜明的志向。

　　“家”在谢冰莹笔下的意象就是“家庭监狱”。为了逃婚，她两次离家从军。当她脱下军装回到家乡时，远远看到家乡的轮廓，心中没有“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喜悦，而是深深地感叹：“这就是禁闭你的牢狱呵！”在她的《女兵自传》中，书写了在家庭中的种种遭遇，抗拒裹足、争取读书、自杀、被囚、逃婚，这些戏剧性的情节成为日后谢冰莹写作的重要资源，也成为出版社的卖点和读者的兴趣所在。

　　如果说父母包办婚姻给谢冰莹等带来的困缚是将家视为“牢狱”的原因，那么，韦君宜的“家”却是充满温馨与亲情的“温柔乡”，是一间“自己的屋子”。但是，它在韦君宜的文学想象中依然是一座“囚牢”。她笔下“家”中的女性——“我”充满了负罪感和对“家”及亲情的仇视与否定。

　　与韦君宜一样，这一“温柔乡”在陈学昭的笔下也是一派愁云惨雾。在她的散文《家庭生活》（1924）中倾诉了自己“寄宿”家中的空虚与烦闷，度日如年的煎熬，她只有流泪、生病、沉默、思虑……陈学昭在家里陪伴侍奉病中的母亲，一颗等待飞翔的心却时时忏悔着、矛盾着，她既思虑着由于不能侍奉母亲于病榻而铸成大错，又时时刻刻梦想着外面的世界。

　　“去女性化”的书写姿态

　　纵观现代女作家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书写，“监狱”、“囚牢”、“坟墓”已变成家庭的代名词，她们几乎个个患有“出走强迫症”，悉数扮演了“出走的娜拉”的角色。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