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文学遗产》一直是重要的扶植者之一，当然也可以说是我学术活动方面的重要舞台。因此，当回忆起自己与《文学遗产》的因缘时，不禁陷入绵绵之思中，好比旧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文人回忆他的座师、房师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文学遗产》，是在1980年她刚刚复刊的时候。我在杭州大学里面一家现在想起来规模很小、当时却是杭大中唯一的书店里，看到新刊行的1980年第2期《文学遗产》，封面鲜丽而庄重：郭老所题的刊名劲浑有力，选自汉画像石的神鸟清逸而飞动。她竖立书架上，显得特别醒目，一眼就能看到。刊物的定价是八角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我还是将它买下来了。显然是因为在我心目中，它应该是异常重要的。或者说那时候一定觉得，一个喜欢古典文学的中文系大二学生，是应该买一本《文学遗产》的。

　　买回来后，当然会很认真地阅读，但以当时的学力，是不可能将那里面的文章真正读懂的，自然也无法判断它们的学术价值。但是，因缘又是如此凑巧，那一期恰恰有恩师陈贻焮先生的论文《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拜识他的大名。另外段熙仲、曹道衡、程毅中、蒋星煜等多位先生的鼎鼎大名，想必最早的拜识也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尤其是段熙仲这个名字，由于他的论文列在首篇，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他的那篇《汉大赋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其政治意义》，从历史背景的探讨出发，对“苑猎大赋”、“京都大赋”的产生制度与文学方面的渊源、现实的背景作了很深入全面的探讨，同时对汉大赋创作中的政治意义的问题有所挖掘。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汉赋研究论文。那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负有拔乱反正、重清源流、重新评价的历史责任，那一期的论文多少都带有这样的性质。如曹道衡先生的《略论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就是较早地提出对南北朝文学重新评价的论文。其所商榷的不仅是五、六十年代因意识形态关系而贬低南朝文学的观点，而且也涉及了历史上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显然也是新时期南北朝文学研究方面的奠基性论文。另外，恩师陈贻焮先生的《杜甫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任二北《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这些论文则已经开始对文学史及作家、作品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张白山先生《王安石前期诗歌及其诗论》、顾易生先生《苏轼的文艺思想》、吴文治先生《论王夫之的诗歌理论》这几篇论文，都是关于作家的诗论或文艺思想的研究，这种研究在八、九十年代也一个重要的模式。王士菁《谈鲁迅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方法》、郭维森《论鲁迅研究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属于古典文学学术史的范畴。可见今天为我们所重视的这方面研究，当时也已经开端，且由于各种原因，鲁迅的文学史研究首先成为探讨的对象。那一期上“董每戡”这个名字，给一个大二学生很新奇的感觉，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自然也就记得特别牢。他的那篇论文标题似乎也与众不同，《肯綮在生死之际——〈还魂记〉的思想艺术特色》，“肯綮”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三上〈聊斋志异〉选修课，模仿他的措词，写了一篇题为《肯綮于虚实之际》的小论文，还得到老师的好评。后来才知道董每戡先生还是我的同乡，在戏曲研究上与同是温州人的王季思先生齐名。总之，仅从那一本《文学遗产》，也可窥见八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