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世德发言。本网记者 吕家佐/摄

　　尊敬的李院长、陆所长、刘书记，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各位同志：

　　大家好！

　　前一阵，原文学所党总支书记王平凡同志找我了解几个事，例如王伯祥怎么进入文学所的，俞平伯进文学所以后组织上给他安排的研究工作项目是什么，等等。王伯祥已经92岁的高龄了，还念念不忘地要写回忆录，要为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我比王平凡小十岁，我觉得，受到他的鼓舞，我也有必要整理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以回忆录的形式把我经历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尚不为人所知的事情）记录下来，告诉大家。我有义务做这样的事。下面我讲五点。

　　第一，《文学遗产》这个刊名怎么来的？为什么叫《文学遗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文学遗产》这个名称是根据前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刊物的名字来的，那个刊物就叫《文学遗产》。所以《文学遗产》创刊之初，没有叫《古代文学研究》，没有叫《古代文学评论》，就是这么一个来历，当时有向苏联学习的风气。

　　第二，《文学遗产》创刊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当时是作为《光明日报》的副刊。我们知道，《光明日报》有六七个副刊，《文学遗产》只是其中之一，但其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副刊。它创刊的第一期在星期一出版，后来改变了。为什么改变？有读者提出，不订《光明日报》，怎么看到《文学遗产》呢？于是《文学遗产》决定改于星期日出版。而且《光明日报》决定，星期日加印单页的《文学遗产》供读者购买。这说明当时《文学遗产》受欢迎的程度。其次，《文学遗产》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据我知道，毛主席、陈毅副总理都看《文学遗产》。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周扬等等，也都是如此。所以，《文学遗产》当时从上到下都是很受到欢迎的，是办得还不错的一个学术刊物。

　　第三，1959年，我参加《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这是怎么一个原因呢？那是因为在1957年，文学研究所还属于中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成立。当时，中科院组织植物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下乡劳动锻炼，为期一年，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参加了，就是到河北省平山，当时叫做建屏县，也就是40年代党中央西柏坡的所在地。年底回到所里，正好从1959年开始，我们全所集中搞一个大项目，叫做《开国十年文学总结》。我回所以后向所长报告，我说：“我该继续做工作还是怎么着？”所长说：“古代室现在集中投入到开国十年研究总结的工作，集体工作，你无法插手。你先到《文学遗产》工作，一年之后你再回到古代室。”这样，我就在《文学遗产》工作大概一年。我在《文学遗产》做什么工作呢？陈翔鹤同志通知我做两件事：第一，看二审的稿件；第二，应我的请求，做划版面的工作。我不知道“划版面”这三个字我说得准确不准确。当时在报纸上，每篇文章是怎么布局，怎么衔接，就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我干了一年。这原来是《光明日报》派到《文学遗产》的一个同志做的，他是专门人员。我一点儿都不懂，怎么划版面？我向他虚心求教，他就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我就试着划。1959年这一年，《文学遗产》划版面这个工作就是我完成的。这是我做的一个事情。还有两件事情值得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也让世上很多人了解内情。第一件事情，（何其芳）替钱锺书先生平反。钱锺书先生出版了一个《宋诗选注》，在当时受到了批评。有人要“拔白旗”，要拔钱锺书这面“白旗”，认为《宋诗选注》是“大毒草”。何其芳看了之后觉得很不公平，他认为《宋诗选注》是一部好书，怎么可以这么粗暴地对待？他就策划如何给钱锺书先生平反。由于出版日期的关系，当时不便在《文学评论》上发文章。于是他就计划在《文学遗产》上发文章。他就把我找去，跟我商量，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他觉得要找一位学者，重新评价《宋诗选注》。但是这位学者不要找北京的，要找外地的。找谁呢？他跟我商量了很久，最后确定找杭州大学的夏承焘。最后，就由我回到编辑部向翔老汇报。我就亲笔写一封信给夏承焘教授，希望他承担这个任务。夏教授很高兴，也很愿意做这件事情。没多久，文章就寄来了。文章题目原来叫《莫把金针度与人——怎样评价〈宋诗选注〉》。文章来了以后，我马上拿给何其芳同志看，何觉得文章不醒目，不引人注意，标题要开门见山，于是把标题修改为《如何评价〈宋诗选注〉》，这样就可以引人注意，可以达到替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平反的目的。最近，夏承焘先生的日记出版了，我没有看到。我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夏承焘教授接到陈翔鹤同志的来信，要求写这篇文章，他就寄出了。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夏承焘教授在日记中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是错误的。信是我写的，落款是“《文学遗产》编辑部”，我是奉何其芳同志之命写了这封信。这件事的经过我是知情人，所以很有必要在这个场合向大家报告。1959年我在编辑部还有一件事情，说来也许大多数同志不知道。当时的康生曾经给《文学遗产》化名写过两篇文章，都发表了。两篇文章都是谈《聊斋志异》的版本。第一篇文章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作为普通的文章发表。第二篇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时候《文学遗产》经常要出选集，把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学遗产》当中比较优秀的文章出成一本书。当时计划出《文学遗产选集》第三辑。在一次讨论选题的会上，我就提出来要选入康生写的第二篇文章，当然我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康生写的。当时康生用“叶余”的笔名。出版以后，要给作者寄稿费。在康生的稿子上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第一次打过去，对方说没有这个人。但稿费总是要给人家的，怎么能没有这个人呢？于是，白鸿同志负责打电话，这次对方是一个女同志接的，告诉我们有这个人，但叶余因公出差，不在北京。对方就告诉白鸿同志一个邮箱，没有具体地址。我们就把稿费寄到这个邮箱。

　　第四，1963年《文学遗产》为什么停刊？《文学遗产》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里面说得很含糊，一句带过。这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气氛有关系。当时正在“反修”，因此认为《文学遗产》这个刊物不合时宜，就是这样停刊的。可以作为参考的是，1963年办了一个“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迟迟不能够开幕，拖了好几个月。为什么？就是因为不适合当时的政治气氛。《红楼梦》这么一部书，曹雪芹这么一个作者，怎么能在“反修”的大环境下大搞特搞。没有一个领导拍板，这个会就一拖再拖。原来计划第二年开全国性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主持人、报告人都已经确定。报告人确定的是何其芳，论文是《曹雪芹的贡献》。但是这个会一直开不了，我们筹备组的人就非常着急，总不能够劳而无功。我们就想尽办法。筹备组有人认识邓颖超同志，他说：“我们找邓大姐，通过邓大姐请周总理来参观，相信他参观以后一定会拍板，同意我们开幕。”结果我们这个工作做得比较成功，周总理说：“我很想来，但是我忙，来不了，我委托陈副总理来看，由他来拍板。”结果陈副总理看了以后，说：“没有问题，可以开幕。”于是，这个会就开幕了。《文学遗产》停刊的原因，和这个事情的原因完全一样。

　　第五，1964年，停刊一年以后，《文学遗产》突然复刊了。这次复刊之后跟以往有所不同，以往是在《光明日报》，但是编辑部的编制和领导工作都在文学研究所。这次复刊改变了，由《光明日报》自己来干，具体负责的是文艺部。文艺部只派了一个同志来负责这件事情，这个同志叫章正续。他是一个豪爽的人，上海人，但是他不懂古典文学。他跟我很熟悉，于是就找到我，请我帮忙，每期审稿、定稿、定选目。我因为朋友的关系就答应了，这就在事实上成立了一个编辑部。一个是有编制的章正续，一个是没有编制的我。我们两个人就这样编了一年，一直编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一年里，我很尽责任，看稿很仔细，没有稿子我就写补白文章。正好我的老伴当时参加了山东海阳的“四清”，不在家，我就一个人，就和章正续非正式地编辑、出版了《文学遗产》一年。这个是很多同志不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有一件事情。那时，《光明日报》准备插进来，让《文学遗产》复刊之后继续在《光明日报》。其实那时候文学所已经准备《文学遗产》复刊为一个刊物。但《光明日报》还是坚持将《文学遗产》作为报纸的副刊。于是在北京召开一个首都学术界的座谈会。《光明日报》一位姓张的文艺部主任，在会上宣布《光明日报》要复刊《文学遗产》，请北京学者赐稿支持。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满心以为这次会以后，《文学遗产》可以在《光明日报》和读者见面了，谁知道这个会开完以后没有下文。文学所一看《光明日报》想搞又不搞了，于是就接着干，以杂志形式让《文学遗产》复刊了。

　　我跟《文学遗产》有六十年情谊，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第8期，到现在也已经六十年了。我想，现在虽然已经82岁了，但我还是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文学遗产》的一些情况，尽量地告诉大家，作为将来修史的依据。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