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提起敦煌，许多学者都会想起这句让中国学者蒙羞的话。从晚清到民国，一些外国人在敦煌劫掠走大量敦煌遗书与文物，不但造成我国宝贵文物遗失，而且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长期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学者们不断努力，已经可以自豪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同样在中国。

　　敦煌莫高窟的价值早在18世纪就受到汪隆、常均、徐松等清朝地方官吏的肯定。19世纪中后期一些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如匈牙利洛克齐、俄国尼古拉·普热瓦尔斯基、英国鲍尔等人先后到过敦煌，参观莫高窟。洛克齐在欧洲召开的东方学会议上演讲，介绍莫高窟的艺术。20世纪初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敦煌遗书流传于世。甘肃学台叶炽昌认识到遗书的价值，在日记中记述了藏经洞和文献文物散佚情况。西方汉学家斯坦因、伯希和等到敦煌石窟考察，掠走一批珍贵文物、史籍，在西方作过一些报道。但都不是对敦煌学的研究。　　　　　　

　　藏经洞发现后的10多年里，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和在洞窟内、外的大量照片，使国外敦煌学具备了资料基础。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国外敦煌学以法国和日本处于领先地位。

　　法国

　　早期敦煌学家是沙畹（ 1865～1918）、伯希和(1878～1945)、马伯乐(1883～1954) 。其中伯希和于1908年来到敦煌考察石窟，对各窟一一作了详细笔记，系统抄录了石窟题识和游人题记，并在藏经洞度过了3个星期，对藏经作系统登录，并掠去精品6600多卷和一批文物（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1919年伯希和完成他带走的敦煌文献目录，并编著《敦煌经卷图录》和《敦煌石窟图录》。法国敦煌学的代表是戴密微，他的研究侧重敦煌佛学，旁及变文俗讲。1973年法国国立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联合组成的483研究小组是西方唯一的敦煌学专门机构，其宗旨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的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了《敦煌学论文集》。在敦煌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法国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写本目录》、《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

　　日本

　　敦煌学研究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1909年《朝日新闻》登出内藤虎次郎《敦煌石室发见物》一文，被视为日本敦煌学第一篇历史性文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敦煌学界主要是搜集、整理和刊布敦煌资料。50年代中期进入研究阶段。1953年成立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研究会，整理研究大谷瑞光新疆探察队留下的文献（大谷文书），成果是《西域文化研究》。1957年组织以铃木俊美为代表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该会整理出版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日本敦煌学侧重文书研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80年代出版的《讲座敦煌》13卷本著作集，是日本敦煌学界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

　　英国

　　斯坦因多次到敦煌掠走约9千卷文献（藏于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少部分藏于印度博物馆）。但英国没有很好利用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苏联

　　从50年代开始有组织地研究敦煌文献，60年代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2卷)，主要敦煌学家是孟什科夫和丘古耶夫斯基。

　　美国

　　敦煌学的代表是梅维恒，他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等专著。

　　印度

　　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从事敦煌文化研究，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