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共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美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公共史学激发了一系列的辩论：史学的功能、史学的“公共性”、史学与公民建设以及公共史学与传统专业史学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辩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社会围绕历史解释权的归属而展开的政治冲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美国专业史学界面临的多重“危机”。

　　关 键 词：美国/公共史学/传统史学/公民建设

　　作者简介：王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是当代美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现在已经颇具声势和规模。目前，全美近百所大学的历史系都设置了公共史学的研究生学位项目，公共史学课程也进入了许多高校历史系的本科教学。1978年，美国史学界创办了专业期刊《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1980年，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以下简称NCPH）成立，它成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从事公共史学研究和公共历史实践的“公共历史学家”的全国性专业学术团体。尽管在教学课程设置、确立专业规范和评估标准方面，该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它开辟了史学研究和史学应用的新途径，对传统的学院派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鉴于国内较少关注美国公共史学的发展，本文将考察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并就它引发的相关论题，尤其是它与传统史学的关系以及史学与美国公民建设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①可以说，了解公共史学以及美国史学界围绕它所展开的讨论，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起 源

　　公共史学在美国史学界的兴起似乎带有某种偶然性。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史学界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危机：传统史学博士培养过多，许多史学博士完成学业之后，无法在大学里找到合适的教职，被迫改行，脱离了史学界，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根据1977年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对144所可授予史学博士学位的高校所作的一项调查，1976-1977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1605人中仅有52%的人获得了高等院校的教职，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约37%）获得的仅仅是半职工作，而将近32%的人因在学术界谋职无望，只得离开史学界，到其他行业谋职。②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供需关系明确，史学博士就业无望的状况严重打击了各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项目，尤其是对各州立大学历史系造成巨大的潜在伤害。这些学校的学术竞争力处在第二梯队，其毕业生很难与一流大学训练出来的史学博士竞争有限的教职，如果不能找到一条解决研究生就业的出路，其研究生项目就可能面临关门的危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历史系当时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公共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后来回忆了他与同事韦斯利·约翰逊(Wesley Johnson)曾就此令人堪忧的前景在办公室进行数次长谈的情形。当时他们希望找到一条扩大史学研究生就业的新渠道，以便继续吸引爱好历史的青年前来就读，使本系的研究生项目能够继续保持活力，不至于因为市场的因素而遭到校方的裁减乃至撤销。凯利和约翰逊认为，保住研究生项目就将保证“历史系继续成为具有思想活力的地方”，并拓展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前景。③公共史学便是他们提出的挽救历史系研究生项目的一种办法。

　　1976年凯利和约翰逊利用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的一笔为期三年的基金，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开始了公共史学研究生项目的试验。当年该系招收了第一批公共史学研究生，共9人。因为是试验，该系最初只是将公共史学作为学生可以自由选择的学位路径之一（换言之，学生在选完必修课程之后，可以在传统的论文写作和公共史学的训练程序之间进行选择，来决定自己完成研究生学位的路径④）。最初的课程设计，仍然强调传统史学对基础知识、外语、史学方法和史料分析等的专业训练，即便是选择公共史学的学生也必须完成这些基本训练，并通过传统的口试后，方可进入专业训练阶段。公共史学的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两门高级研讨课(seminar)，其中一门注重训练学生从事公共史学的能力，另外一门则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训练。根据凯利的总结，在第一门课上，教授与学生一起讨论公共史学的本质和公共史学家的职业操守（具体说，就是在遭遇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史学家应该如何坚持求真的基本史德）。他们特意请来一些曾在公共领域工作过的历史学家，到课堂上现身说法，与学生分享实践的经验。该课还要求学生深入到“公共领域”的第一线——地方政府部门、社区、公司、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地实习，进行“任务导向型”(mission-oriented)的研究，学会与不同的机构、群体（包括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档案人员、新闻记者等）打交道，从中获得研究材料。该课程还要求学生学习一些行政和管理技巧，包括组织研讨会、编辑简报、为期刊撰稿、写作基金申请报告等，这些技能显然都不在传统史学研究生课程之内。另一门研讨课则注重训练学生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掌握和运用其他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此外，该项目积极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面，并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精神。⑤这种训练带给学生一种崭新的研究生经历和感受，相对于本系在传统路径中接受训练的学生而言，公共史学项目的学生之间往往能够建立起一种更为深厚的个人友谊和团队协作精神。课程训练结束后，学生离开学校进行六个月的带薪实习(salaried internship)，并根据实习的内容，写出研究报告（类似论文）。学生实习的研究项目包括：城市用水权的问题、机场噪音、洛杉矶市文官制度的历史、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运作，等等。这些实践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该项目最初两届学生在毕业后大都找到了与项目培养目标相吻合的工作。⑥

　　通过这个试验项目，凯利和约翰逊摸索出了一些培养公共史学研究生的新方法，也对“公共史学”的概念做了更为清楚的界定。在1978年《公共历史学家》的创刊号上，凯利第一次公开使用了“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学）的概念，并对其作了如下定义：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公共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历史学家无时不在工作，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资源的使用或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历史学家。⑦

　　可以看出，凯利在此时使用“公共史学”的概念时，主要是指史学知识和史学技能运用于学术界以外的场所中，这些场所包括政府机构、私人企业、大众媒体、各地的民间历史学会或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等。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公共史学家”的工作视为“公共进程”的一部分。什么是“公共进程”？凯利并没有展开说明，但不难理解。这里的“公共”既可以理解为“公共事务”（如政府部门和社区的决策、由纳税人支持的中小学历史教学等），也可以理解为“公众社会”（包括向公众传播信息和提供知识的媒体、电影、电视、出版业等），还可以理解为“公众文化”（如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历史遗址、纪念场所或公众纪念活动等）。公共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运用历史学家的知识与技能，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

　　表面上看，凯利的定义带有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色彩，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凯利本人对此也毫不讳言。在《公共历史学家》创刊号的“编者按”中，同为公共史学运动发起人的约翰逊对公共史学的本质和定义做了说明。他提出，公共史学是“一种多维度的新兴史学领域”(a many-faced new field of history)，它可以有效地将传统史学训练中缺失的许多内容组合起来，将历史研究的技能运用到学术界之外的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他指出，公共史学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使公众受惠”(for public benefits)的历史学科。他随即列举了历史学家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8个“公共领域”：1.政府机构（帮助各级政府做出相关的政策分析和评估）；2.商业（研究商业决定的起源，进行政策分析，书写企业成长的历史）；3.研究机构（进行专项和定向研究，包括开展口述历史的项目等）；4.媒体（为电声、电影和印刷媒体的作品提供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书籍的编辑与出版等）；5.历史遗址保护（进行历史遗址的测绘、评估、环境保护等）；6.各地的历史学会和家族史协会、博物馆等（研究地方志、历史展览或地方的历史项目，提供专业咨询，进行史学审查等）；7.档案和历史资料管理（管理和主持历史资料和档案的评估和管理工作）；8.教学（在大学讲授公共史学的课程，培养人才）。⑧约翰逊驳斥了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实用史学”(applied history)的说法。他认为，将专业史学(academic history)与公共史学的关系类比成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所谓“基础研究”与“实用研究”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公共史学家的训练无疑会包含“实践”的内容，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同样也是一种“基础研究”，也是在创造新的知识；他们同样需要具备专业历史学家的训练和技能，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他们对自己成果的质量要求与传统专业历史学家并无二致。两者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公共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在他们的资助机构和雇主所建议的研究种类中来设想和创造（研究的）题目”，他们没有专业历史学家所拥有的随心所欲地选择研究题目的自由。⑨即便他们有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凯利和约翰逊对公共史学的原始定义却包含了一种重要思想，即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的史学知识与技能应用到与公众相关的事务中去，大学历史系必须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为社会培养掌握历史知识、能够为公众事务提供具体和现实帮助的人才。换言之，史学必须为公众事业服务，历史学家应该在公共领域和公共话语中发出有分量的声音，而不是关起门来躲进象牙塔，自说自话，与现实隔绝。他们所定义的“公共史学”实际上隐含了“公共领域中的史学”(history in public)的涵义，但这种理解要到数年之后才逐渐演变成为公共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论述中，凯利以耶鲁大学美国南部史专家范恩·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和著名黑人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等历史学家对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的参与为例，来说明公共史学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⑩但当时，他和约翰逊并没有直接挑战专业史学，也没有把公共史学看成专业史学的对立面。相反，他们更多的是将公共史学看成专业史学的一个分支，看成是接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人进入公共领域的一种自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