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新京报对詹文明的采访，正文如下：  

　　德鲁克的自我身份定位 

　　新京报:在人们眼中，德鲁克的身份是一位管理学大师，而他却自认为是一位社会生态学家，为什么？ 

　　詹文明:德鲁克为了解决社会的问题和人们在社会的地位和功能，让人活得有尊严和享有机会平等，且又能为社会作出贡献，进而建造“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Fneedom and tanctioning ot Aociety)，于1954年11月6日发明了“管理学”(Management)这门学科，予以实现他的愿景。 

　　在未实现这个梦想之前，他于1953年-1985年之间前后到过日本高达23次之多，且每次都是1-2周的公开研讨会，参与的成员包括高级官员、企业领袖与非营利机构负责人，掀起举国上下学习“德鲁克管理”的热潮，更造就了日本的“社会创新”(因为管理乃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在美国，产生了所谓“日本能，美国人为何不能”的呼声，直到美国经理人纷纷组团前往日本取经，才赫然发现有“德鲁克”这号人物，因而才转向德鲁克学习如何管理企业、如何经营组织、如何治理国家，一时之间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不同的封号，诸如，管理大师、管理学之父、大师中的大师、管理思想家、管理泰斗……等等，不一而足，可是偏偏德鲁克不领情，在学校课堂我们称他为教授，他坚持要我们叫他“彼得”，甚至他十分厌恶这些封号，认为是在吹牛，这些好像都是肮脏的字眼……只因为他够谦卑，知道自己的不足，自己根本不配那些头衔，而谦称自己只是一位“社会的生态学家”或是“旁观者”罢了。 

　　开创“管理学”这门学科 

　　新京报:你认为，德鲁克最主要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詹文明:德鲁克终其一生贡献为何？他于2002年获美国总统布什颁赠“总统自由勋章”(Pnevidentiae Medal otFzeedorn),以表彰他对管理学领域的伟大贡献，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在这之前于2001年全世界最大的非营利组织———救世军(The SatvationAzmy)将最高荣誉“伊凡吉琳布斯奖”(Evangeline Beoth Awazd)颁给德鲁克，推崇他在非营利领域对于“积极行善”(poeitive good)的深远影响和重大贡献。然而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发现，他的最大贡献则在于开创了“管理学”这门学科。因为“管理学”改变了公司组织、改变了这个世界、进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尤其是“自我管理”这个课题，成为21世纪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新京报:现在有很多的管理学著作问世，诸如关于微软、丰田，关于巴菲特，以及杰克·韦尔奇等人的书都曾经风靡一时。在你看来，德鲁克与这些管理者最大的思想差异在哪里？ 

　　詹文明:“管理”是一项系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人文艺术、是价值系统、是兼具自由与责任的行为内涵。“管理是观念而非技术、自由而非控制、是实务而非理论、绩效而非潜能、是责任而非权力、贡献而非升迁、是机会而非问题、简单而非复杂。”这是德鲁克与其他的作者最大的分界。因为德鲁克发明了一套有目的、有条理、有系统的管理学，而他们恰恰体现了管理学的成功奥秘。

　　德鲁克关注中国经济与历史 

　　新京报:在德鲁克关于中国的观察中，有哪些论述和分析被事实证明是精辟、准确而独到的？ 

　　詹文明:在德鲁克的《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写道:“进军中国市场较进军其他任何市场都有更高的风险性，然而它所提供的机会却又绝对不可忽视。他甚至指出，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像中国一样发展快速的国家可以逃过最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就像日本所经历的惨重教训，泡沫经济总会破灭。”如今看来，中国最需要担忧的就是走向日本的后尘，成为泡沫的经济事实，虽然未发生，可是已成为“已发生的未来”了。 

　　于1994年11月10日德鲁克写道:“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沿海是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地区，成长之快史无前例。虽然相关的统计数字还有待核实，但不可辩驳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号经济大国，如果能继续维持现在这个发展态势，在2000年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大国……。”（实际上是2012年！）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德鲁克的专业是政治学和历史，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你，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中国人背负的历史，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中又会作用于哪些方面？ 

　　詹文明:德鲁克自认为自己受过“政治学和历史学”最严谨而专业的训练。为此，他不仅对西方的历史如数家珍，对于东方的历史研究相当有心得。德鲁克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争权夺利的历史，对于缺乏制度、不尊重法令以及人治的权威、官大学问大的帝王思维，将是未来组织、企业、政府部门最大的发展障碍，因为这些残余的行为作风将妨碍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变革和创新，在已发生的未来中将变成无形的阻力和可能的伤害。 

　　“企业皇帝”是德鲁克不齿的 

　　新京报:与中国人背负的历史相对应的是这样一个案例:某公司老总对下属员工极不尊重，动辄侮辱他们的人格并多有辱骂。部分中层领导因为这个原因先后离职。如果用彼得·德鲁克的视角，他如何看待这种暴君式的企业领导？ 

　　詹文明:若这件事属实的话，那真是不幸，这种频频诉诸言语暴力的行事风格显然违反人性，也是德鲁克所反对的。劳动者需要人性的尊严、人性的关怀、而不是不把他们当人对待，这是何等的糟糕呢！

　　从法律的观点而言；雇用与受雇的两方是对等的关系，一方付酬劳，一方付出劳务，是彼此站在平等互敬的立场。下属绝不是囚犯，更不是奴隶，为何要忍受这般对待，如此的谩骂。为此，下属理当可以向有关当局反映予以申诉，而不是一味地委屈求全。 

　　新京报:这种将自己看做企业“皇帝”的做法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詹文明:假如果真有所谓的“暴君式的老板”或“企业的皇帝”的话，这才是德鲁克所真正担忧的地方，因为这种人除了把自己当人看待，尤其当伟人自恃之外，对其他的所属员工都是以自己的财产看待，甚至把下属当作其生产工具，赚钱的工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完全是自大狂、偏心狂、虐待狂集于一身，这样的心态，如此的劣根，正是德鲁克所不齿的人，因为他们将伤害生灵，也伤害自己而不自觉，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人间的灾难，是社会的大不幸，更是人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