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成果以这一时段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社会重构为切入点，包括袁世凯擅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重大问题。这四大问题虽不能概括这一时段所有重大问题，但无疑是对这一时段历史走向产生根本影响的关键问题。 [详细]

具体到本书而言，以报刊文本分析为重点，兼顾图片研究，从各种不同语境入手，注重中国近代报刊与世界的联系，强调社会变动与报刊的关联，关注报刊舆论与社会、文化、政治思潮的互动，视野宏大，左右逢源，新意迭出。通过其笔端，给我们呈现出二十多年间中国新闻绚丽多姿的画面。 [详细]

该书既揭示了报刊、尤其是“副刊”的社会文化图像，又侧重分析各报刊的政治派别和思想纷歧，注意到近代媒介的“党化”现象，从多方面论述了报刊与社会的复杂关联。关注近代报刊的国际背景，从西学东渐的语境分析了近代报刊的立场、思想和嬗变轨迹。 [详细]

全书通过“欧战语境下社会重建与报刊中新思潮”、“五四运动前后报纸副刊的改革与京沪新思潮中政治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语境中报刊与知识精英言路渐次分野”三编内容，系统考察了自袁世凯当政至抗战爆发前中国报刊舆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将当时报刊呈现的文本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置于历史语境中作了多维解读。 [详细]

近代政论型的报刊常承担了救亡图存的命运，往往与报人求学或流亡生活密切关联，诸如《浙江潮》的命名顾名思义在浙江，实际上是中国留日学生办的，办报地点在日本。类似的报刊不是一、二家的问题，而是一群，且相互勾连，构成媒介网络。每一家报刊都是这张网络重要的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发行对象不仅仅是留学生，更多的是通过上海向中国内地辐射。就是中国内地刊物也有异地办报，诸如《安徽白话报》照理应在安徽，但实际上是在上海出版。诸如此类，近代比比皆是。还有报刊跟随主编进行地理区域上的移动，诸如近代《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跟随陈独秀的行踪而迁移等。近代报刊最大的一次迁移是抗战，抗战随中国军队的退却，结果西南边陲形成了桂林、重庆、昆明的抗战文化城，大大区别西方的所谓一城一报，而是一城上百家或更多报刊，再形成向全国辐射的网络。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