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叶飞：《报刊与政府关系的重组：报律风波中的共和想象》

　　论文摘要：

   从“训政”的共和理论出发，南京临时政府试图透过《暂行报律》赋予报刊在制度内建言的角色，其功能落在整合一统。上海报界抵制报律加诸于报刊的政治规训，在共和框架内寻求权力制衡的角色安排，报刊被建构为牵制国家的“结构性力量”。上海报界和南京临时政府围绕着报律的纷争，实际都紧扣“共和”的理论想象。由于各自想象“共和”之不同，报律风波中所讨论的国家/政府和报刊的关系、性质、形式、权威乃至职能范围，都无法得以界定清楚，进而引起各自的“合法性焦虑”。从《暂行报律》事件所见，近代中国的“共和”有其自身的复杂和中国性。“共和”乃系竞争着的现代性话语，它所具有的多重意涵和价值对抗，带出了民国初年多样的报刊实践和媒介化政治。

　　个人陈述：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上午跟大家汇报的是在中国报刊史书写里面已经论述的非常多的暂行报律事件，做这个研究主要是因为，从既有的研究上看，暂行报律的历史学书写基本上是从这几个框架来展开的，一个是将其纳入到民国初年复杂的政治斗争框架来叙述的；另外一个是从自由这个概念入手，来分析当下的新闻自由，有很多报刊史的书写认为在暂行报律事件中，报界特别是上海报界追求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一个绝对自由的维度；第三个，我在梳理既有文献的过程当中，发现暂行报律事件牵涉到南京临时政府和上海报界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的历史书写是把这个事件放到共和或者反共和的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来叙述，在这个框架之下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共和已经是不言自明，所以既有的书写有种本质主义的倾向，下面就具体展开来说。从南京临时政府的角度来讲，之所以要出台报律，有一个现实的逻辑，因为它成立后，上海报界几乎在每一件事上都是跟其态度相反，现实的逻辑就是试图将上海报界加以控制，所以内务部的次长居正有句话就是出台报律是要“思有以纳于轨物”，就是要把上海的报界或者上海的舆论加以控制，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逻辑，从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进行追溯的话，可以发现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要出台暂行报律，跟孙中山的共和程序有关系，或者说跟其训政有关，按照孙的预定设想，民国成立后就要进入训政的框架，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民国初年的政治空间其实是有各种主体所介入所妥协的，导致了一个问题，孙试图给报界一个明确的监督者的角色，但在暂行报律的条例中可以看到报刊与政府之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孙的训政理论其实是有训和被训的关系，暂行报律明确的报刊与国家之间所呈现的关系跟西方意义上的第四等级关系是不一样的，现在它赋予了上海报纸一个监察者的角色，从第四等级理论的基础上来讲，它是个人主义，在孙中山的训政理论中，公和私的关系跟西方意义上的公和私关系颠倒过来了，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出发的报刊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得报纸在孙的训政理论中角色类似于清议，这是临时政府出台暂行报律背后理论上的考虑。报律出台之后，上海报界集体反抗，之所以会集体对抗暂行报律，背后有复杂政治斗争的原因，从暂行报律事件中可以看到，各种政治势力是出于不同政治考量来介入到媒介实践过程当中。从总体倾向上看，事件中呈现的自由理念跟我们原来的研究，认为上海的报界试图追求绝对的新闻自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上海报界为什么反对报律，是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权力不能介入到报刊领域，他们认为报刊有自主性或者说是相对自治的领域，他们认为共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领域的自治，所以上海报界之所以对暂行报律有这么大反应，不是为了追求绝对自由，我觉得它是试图理清国家或者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因为自由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所以在事件过程当中，从报纸对共和的想象出发，认为报刊与国家之间恰恰是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讲的骑士与马儿之间的关系，报刊就是用以掌控国家前进方向的骑士。而在暂行报律事件当中，这种关系是颠倒的。我的结论主要是从共和的角度讲，因为民国初年共和已经成为取代绝对主义理论框架的论述，所以无论是从政治上的宏大叙事也好，还是从日常生活来讲，共和的论述已经嵌入到民国初年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共和的概念在当时不能说是一个稳定的或者意义不变的概念，它的意义是会发生变化的，会牵涉到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在暂行报律事件中，可以看到，不是说是共和或者反共和的立场，而是说报刊和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之间对共和的不同想象导致不同的媒介化事件，透过该事件可以看到，民国初年共和的多元复杂以及自身的特殊性，带出了多元化的媒介政治。民国初年有三种报刊思潮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是国民党流派，它在二次革命以后，建构了一个先锋主义党报的理论；而章士钊等人试图用一种政论或者公共说理的方式介入政治论争；还有一批南社的文人，他们媒介化的政治，就是创造一种都市休闲的题材，与日常生活现代性是有关系的。正是这种多元和复杂，以至于媒介政治也呈现复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