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海江（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造健全之舆论”：清末民初士人对于“舆论”表述与群体认知——兼论近代中国舆论的难局及其历史走向》

　　论文摘要：

　　清末民初，“舆论”被作为政治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和秩序重建的合法性来源，在士人的言说中呈现迅速抬升的趋势。与此相适应，“舆论”的意义在伦理、认识论以及政治等层面均获得重新发明，“造健全之舆论”成为士人的群体自觉。但面对现实舆论环境，士人的认同经历着从“舆论之母”到“舆论之敌”的转变过程，“健全舆论”被以群众动员为目的的“主义”所取代。文章最后从“理”与“势”的层面进一步分析了近代中国舆论的难局及其历史走向。

　　个人陈述：

　　以下我分为四个部分来陈述论文的内容，第一个部分是论述舆论的重要性，不仅在当下而且在清末民初中国转型的时代，当一个国家要重建社会共识的时候，如何来看待舆论的问题很重要。一方面体现在我们研究的政治史方面，宪政、共和等问题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谈到舆论的问题，谈到思想史的时候也必然会谈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报刊史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关注的不是很多，但往往绕不开这样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是论述本文运用的方法、运用的材料以及本文所研究的视野。应用的方法主要是当时的士人在报刊上面是怎样来谈舆论的，或者说是言说与论述。简言之，在这里我采取的方法就是他们在谈什么，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去谈这个问题，然后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在表述的过程中运用了什么思想和资源，他们的意图是去解决什么问题，在众多的谈论中，我们可以去辨析他们的异同、寻找他们的演变及演变的脉络。我收集到的材料主要是公之于众的报刊上的文字。在研究视野方面，我采取的是士人的角度，士人在本文中不仅具有社会学的意义同时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可以沟通历史的纵深也可以延展未来。

　　第三个部分是文章的主体，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一是舆论这一言说在当时的士人、当时的报刊、在他们的思想框架里占据着什么位置以及这一位置是怎样逐步抬升的，这也涉及到很多环节和思想的节点，也涉及到很多对现实的判断，例如对人民主权的观念、国家的观念，舆论与政府关系的认知以及当时报刊的作用由此对舆论产生的向往，到清末的新政过程中，给舆论的阐释提供更大的空间。通过我的分析，当时对于舆论的阐释主要是强调舆论的效应、效能。随着二次革命展开，愈来愈多的人们意识到舆论涉及到整个政治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在整个思维框架里面，舆论的地位在逐步的抬升，这是随着当时的情景发生变化的。二是随着舆论地位的抬升，究竟什么是舆论，他们想象的舆论是什么样的得到关注。分析可得，首先，放在一个概念群和概念丛来看，寻找舆论在其中的位置，西方的词汇是怎样来影响舆论。用传统的舆论字眼怎样来解释卢梭的公意以及public opinion等字眼。然后就是传统的思维所运用的概念，如公论、民意等字眼。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就是他们在谈健全的舆论、有价值的舆论时，主要是从三点来谈，一是从能力的层面来谈，是在传统的天理世界观逐步隐退的时候，来完成对新的舆论伦理道德的论述，所涉及思想庞杂，运用了程朱理学、王阳明的思想，也应用了西方现代一系列民主的观念。我在整理过程中可以发现，曲径不一定通幽，其实有很多观念在当时士人的思维中，可能还停留在士人的转变里面，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往前走的，与西方的一套理论观念中也有很多结合的地方。二是从认识论的层面来谈，怎样来建立新的伦理的东西。首先是言论自由的观点，然后就是引用了儒家的良知良德的一套理论来结合，三是从表达的层面来谈，舆论作为政治势力也涉及到观念的辨析。

　　第四部分论述的是想要造健全的舆论的理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与其理想相去甚远。他们想“造健全之舆论”，但是回到晚清民初的历史，当“造健全之舆论”被大多数意见所组成的民意所取代的时候，与其想象的舆论相去甚远。最后导致五四前后，一大批人反抗舆论，所以进而也导致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新青年的同人纷纷转向批判舆论，舆论是专制的，这样的转折是值得研究的。所以我在叙述这些文本的时候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可以把中国近代20世纪20年代关于舆论的理解给粘合起来，与“主义的时代”、“主义的崇拜”联系起来。当“健全之舆论”已经被“主义”所替代以后，近代的舆论所面对的难局。如果回到士人的视野、表述中去谈，会发现其根本性的症结，“理”与“势”的种种张力，舆论是一种势力、舆论也是一种希望，在伦理的、真理的层次，两者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中往往是冲突的非常激烈。这些冲突可能与西方书籍中从个体层面去谈的舆论有关，中国的清末民初对舆论的理解，因为有历史的原因，与西方的谈法有想通的地方，但是也有非常独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