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始自1929—1930 年,其后在1958 年、1987 年、1998 年又先后进行过3 次。这一系列调查积累了南、北两地数千农户跨度长达近70 年的家庭经济数据。这批资料尽管保存相对完整、集中,但却“由于种种原因。除少数学者曾对其部分利用并发表过一些零星的学术成果外,至今未能得到与其价值相当的全面研究和利用,甚至知道其存在、了解其内容和巨大价值的人也并不是很多。本专题将就这一系列调查的历史及相关调查资料的现存状况做简要介绍,藉以唤起学界特别是从事近现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重视,使这批积累、保存不易的珍贵资料,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1929年2月,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陈翰笙应国民党元老、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请,出任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副所长并兼任该所社会学组组长。由于蔡元培的所长为兼职,只是名义上的,社科所的工作实际由陈翰笙主持。当时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朝气蓬勃、倾向革命的年轻人如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薛暮桥、孙冶方等(其中有些人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先后受聘进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筹备工作也同时展开。
无锡、清苑两地的调查材料由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廖凯声等七人负责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他们又对税捐、田租、币价以及工商业等与农村经济直接相关的情况追溯到近20年来的演变,继续补充材料,并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写成了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一些人怀疑其为共产党所为而加以阻挠,未能发表,后来连原稿也找不到了。不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理论界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陈翰笙、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等的论战文章都曾引用过报告里的一些材料。
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是我国社会学史上一次典范的社会调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进程,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理论到实证研究的突破。无锡调查体现了陈翰笙重实证和学科融合的治史理念,为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和史料。
陈翰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或主持的系列农村调查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调查的重要一支,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极大地推动作用,并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上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一科学分析,并对当时席卷全国的农业危机作一深切诊断; 调查紧紧围绕生产关系而展开; 使用阶级分析方法, 是陈翰笙农村调查的三个基本特点。
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 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 要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 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 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此外, 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 满铁” 的华北农村调查。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 深浅有别, 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1958年
第二次调查是在首次调查之后近30 年的1957 年年底定议、1958 年实施的。事情的起因是:1957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偶然从所内存放的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档案中发现了无锡、清苑农村调查的原始资料, 遂有人建议在两地原调查点做一次新的调查, 用事实证明解放前、后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驳斥右派“今不如昔”的言。尽管第二次调查的政治目的性很强, 但组织者和参加者的具体工作态度仍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次调查的最大贡献, 是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调查, 形成了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的链条, 这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为以后的接续追踪调查开了头, 打下了基础。
本文以“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基尼系数的计算和比较,探讨了保定个村的土地(主要指耕地)占有关系在1930—1946年间的变化。我们发现:保定11个村的土地不平等程度还是较大的,尽管从1930年到1946年基尼系数都是降低的,即土地占有呈现了“分散化”趋势。而且,从时间上看,这种“分散化”趋势主要发生在后一阶段,即1936—1946 年间。把11个村的结论推广到保定地区的农村,其结论是类似的。另外,我们发现,村与村之间在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上也有一定差别。 【详细】
曾有不少学者就各类调查统计资料的可靠性提出种种批评,然而在研究中过可依据作为基础的,仍然不能脱离这些已属有限的资料范围。无锡农村调查的情况为此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个案。笔者曾对第一、二次的无锡农村调查的相关资料有较多的使用。从调查之后所撰写的相关成果来看,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从对于同时期其他调查的关注和参考当地研究者的看法,本文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在当时究竟怎么认为?这些调查报告是否能完全反映和代表他们的看法? 【详细】
1988年,《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第二期增刊发表了1958年第二次无保调查的调查报告,分为无锡报告和保定报告。报告总结了第二次无保调查以及1929年第一次无保调查的情况,对解放前后近三十年来的农村经济关系、农业和副业生产、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状况,以及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等许多方面都作了精辟的分析。而且,报告还公布了20年代末至50年代共4个调查年点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从而使我们对该两地农民过去的收入水平有了一个数量上的概念。 【详细】
第三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1987年
第三次调查距第二次调查的时间将近30年。1986年,经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提议,由农发中心所属的农村发展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合作,开始筹备第三次调查。第三次调查由于组织者和主要参加者的知识背景与前两次不同, 主要是由学习社会学的人而不是经济学家组成, 调查内容的设计明显偏重于社会学调查。这次调查使用了计算机处理调查数据, 并且把保存的以前户调查的部分资料录入了计算机, 初步建立起历次调查的户经济资料电脑数据库, 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按照原定计划, 课题的最终成果有两项:首先是完成第三次无、保农村调查;其次, 写作一部关于无锡、保定近60 年的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专著。但是正当课题组准备从实地调查转入分析研究调查数据并撰写研究报告的时候,因种种原因工作进程被打断,最终这次课题的总报告, 只留下了一个题为《中国农村六十年: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写作提纲和部分章节的初稿。
由于第三次调查不是由经济所主导, 是次调查的原始资料不在经济所保管。这批资料原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社会发展研究室, 后来被白南生带到了农业部的农研中心, 现应仍在那里保存, 其完整程度则不得而知。经济所现存该次调查的资料, 主要是分户调查的电子数据库和当年课题组写作的若干村概况及专题报告(均有电子文本), 此外就是本所人员在参与调查中间亲自搜集或从课题组获得的一些零星资料和相关文献了。
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1998年
第四次调查的起因与第三次几乎一模一样, 即都是有感于以前的调查没有善终, 致使大批辛苦得来的宝贵资料长期闲置, 不得开发利用, 而决心接续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第四次调查是在荷兰教育与科学部的经费支持下进行的。1996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荷兰教育与科学部就合作一事达成协议,决定由经济研究所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共同承担新的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以农户调查为重点,同时也进行村概况和一些专题调查。比起以往历次调查几乎没有正式的研究成果出来, 本次调查完成不久就组织、编辑了这样一部书作为初步成果。
本次调查的资料现均在经济所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保管, 绝大部分已经录入电脑。主要有:两地各11村的《农户经济调查表》及据之建立的3 000多农户1997 年家庭经济情况电子数据库;种田大户调查表及据之建立的电子据库;企业调查表及据之建立的电子据库;干部问卷及据之建立的电子据库;由各村调查员撰写的村概况及由汤可可、王玉保撰写的两篇综合概况(已出版);两地各11 村110户1998年台账数据库;保定、清苑10个调查村100户1986 —1997年台账数据库。
现存“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概况
历次无、保调查的原始资料,除1987年第三次调查的各种资料原件现保存在农业部农研中心外(经济所有部分资料的电子文本、复印件及全部户资料的电子数据库),其余几次的资料均在经济研究所,分别由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和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保管。这些资料中,第一、二次调查的资料虽然历经数十年的历史风雨变迁而有不少散失或损坏,但其核心部分仍然基本完好。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 是可供观察中国近现代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就这一系列调查的历史及相关调查资料的现存状况,做了简要介绍。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分析了跨度近70年的保定11个村人均纯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历史变化。研究发现,保定11个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除1946年是降低外,其他时点(1930、1936、1957、1986、1997 年)都是增长的,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增长较快。人均纯收入结构的历史变化与全国农村居民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 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占比不断下降,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