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德胜 孟大虎

　　1、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东北三省与其他省份一样，告别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东北经济增速的放缓并不是平滑进行的，而是呈现一种加速下滑的态势。为了实现东北经济的企稳向好，加快实现东北再振兴，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此同时，学界对于东北经济发展、东北再振兴的讨论也在持续进行，近期尤以经济学家林毅夫领衔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吉林省发改委联合课题组推出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吉林报告》）最为引人注目。这份长达30多万字的报告提出：应扬长补短，既要保持吉林省的重工业优势，同时又应大力发展大农业、大健康、现代轻纺、现代装备等产业集群。学界在认同《吉林报告》所开出的“产业药方”的同时，对于吉林（乃至东北三省）是否应该发展现代轻纺产业产生了激烈辩论，以致形成了关于东北经济发展的“轻重之辩”。笔者认为，这种激辩非常有价值。作为对现有观点的一种补充，我们试图从人力资本专用性角度来解释目前东北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局，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加快实现东北再振兴目标的五点政策主张。

　　2、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形成、积淀与东北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

　　从人力资本的可转移程度来看，大量文献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两大类，即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人力资本，是指通过在职培训、学校教育、干中学和学徒培训等途径积累的，能为其所有者带来持续收益的，专用于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首次提出的“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概念，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研究的影响最为深远，他对企业内部的专用性培训（构成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通用性培训（构成通用性人力资本）的经典分析成为专用性人力资本研究领域引用率最高的内容之一。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专用性人力资本对于解释东北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我们的核心观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观点一：资源依赖型城市的变迁导致了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形成及沉淀。东北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根据200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东北三省各自的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就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发散和聚集地，城市越密集，交易成本就越低；城市化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就越快。但这种结论只适合依靠市场机制作用自发演进的城市，并不适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的城市化进程大都是依赖行政性资源配置手段推动的。东北三省的城市大多是资源依赖型城市和重工业城市，这类城市的普遍特点是城市功能过于单一，产业特点偏“重”，与轻工业偏向型城市相比，由于不需要发展主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农业人口数量就偏少，从事重工业的产业工人是这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体。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很多资源依赖型城市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利用某些矿产资源而建立与运行的，如大庆的石油、本溪的钢铁和阜新的煤炭。在绝大多数的资源依赖型城市，以某些矿产资源的开采、加工和利用为主线，都形成了自成体系、封闭运行的特殊产业链。一旦可开采的矿产资源濒临枯竭，这些资源依赖型城市就会演变成资源枯竭型城市。依赖于特定矿产资源运营的产业链的中断，势必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乏力和城市凋敝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专用于特定资源的人力资本的沉淀。通常情况下，一旦劳动力进入和长期就业于资源依赖型产业链，企业或个人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在边际上就会偏向于这种产业链，潜移默化就会形成特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种人力资本结构体现出针对资源依赖型产业的专用性。如果矿产资源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相对充裕的，那么随着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增强，劳动力就获得了更多的专用性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如果工资设定遵循边际工资等于边际生产力的原则，这些专用性较强的人力资本就能获得更快的工资增长和职位晋升。所以，在资源丰裕期，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都能获得较高收益，而且也愿意通过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继续强化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双边垄断关系。这是因为，随着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数量的增加和投资质量的增强，劳动力获得了必要的掌握所使用的特定机器的知识、技术以及发生问题时在什么地方向谁询问等与企业内环境有关的常识。多数情况下这些知识在别的企业、别的工厂无法发挥作用。由于这些“常识”只在特定的企业环境中对提高生产力有作用，在其他的企业环境中价值就会降低，所以一旦进行了关于企业环境知识的大量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为了收回投资成本，保持与现职企业的长期交易关系就是值得的。然而，随着特定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整个资源依赖型产业链无法再长期维持，激励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交易环境不复存在，所积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就有很大概率会成为沉淀成本。在《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认定的资源型城市名单中，东北地区共有地级资源型城市21个，约占东北地区地级城市总数的61.8%，约占全国地级资源型城市总数的16.9%；在《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认定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名单中，东北地区共有地级老工业基地城市23个，约占东北地区地级城市总数的67.6%，约占全国地级老工业基地城市总数的24.2%。在这种局面下，随着资源依赖型城市的变迁，既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就会发生沉淀或面临高昂的转型成本。

　　观点二：重工业偏向型产业结构导致了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形成及沉淀。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就一直在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于东北地区既定的产业优势，本身就具有发展重工业的产业基础，所以从“一五”计划的156个重要工业项目开始，国家不断投向东北地区偏向于重工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一步推进和强化了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偏向型产业结构。例如，从156个项目的省际分布来看，辽宁有24个，吉林有11个，黑龙江有22个，分布在整个东北地区的项目数量超过了1/3。但是，重工业本身就具有的资本密集性的特点，造成了在重工业偏向型的区域经济中，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较弱。于是，与轻工业偏向型的区域相比，重工业偏向型的区域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较多的物质资本与较少的劳动力相匹配的格局。需要注意的是，重工业的产业运行特点内在地要求劳动力的岗位设置必须要有更为细致的分工，而且不同岗位分工的差异性要远大于消费型产业内部的岗位分工差异。

　　我们可以从具体的职业分类状况来观察这种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的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与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相比，其他七个大类所要求和必需的细类职业数目相对较少，在这些职业中就业的劳动力面对的岗位分工性不强，职位之间所要求的知识技能差异相对较小。在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1119个细类职业中，可以完全划归重工业的细类职业就有595个，而可以完全划归轻工业的细类职业只有283个，这就反映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具有不同的岗位细分要求。

　　由于就业于重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面对的是更细化的岗位职责，而且不同岗位之间的差异化程度又很高，一旦劳动力长期就业于某一工作岗位，在职培训和边干边学效应都会导致这些劳动力其他的知识技能逐渐退化，渐进地形成了针对该行业特定岗位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且，专用性越强，劳动力的其他功能退化得越明显，在职位流动和工作搜寻中就越不容易找到匹配职位。

　　观点三：体制专用性人力资本限制了劳动力再就业选择。以上，我们探讨了专用于特定矿产资源和产业链的人力资本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劳动力转岗再就业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的整个分析过程都是以计划经济体制或转轨经济环境为背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微观基础——国有企业，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建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面及影响程度最大。

　　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甚至在体制转轨初期（1978—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实际上都在持续地与其内部职工签订一种提供完全保险的隐性的长期雇佣合约：国有企业保证企业职工端的是“铁饭碗”，没有失业、下岗的威胁，职工也不可能自由变换工作单位（调动工作受到计划指标的严格控制）。由于这种长期合约的存在，国有企业和内部职工都会预期到双方的交易关系是相当长的（从进入企业到退休再到退休后），任何一方都没有中断交易的激励，于是，国有企业与内部职工共同为服务于这种体制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既定的体制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另外一种体制下是会贬值的，一旦外生变量（如始于1997年的国有企业实行的大规模下岗方案）导致这种（隐性的）长期雇佣合约突然中断，这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内部职工都无法及时调整其对体制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造成很多预期收益都无法得到补偿，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沉淀成本，由于这些成本在另外的体制下无法完全收回，就会造成“人力资本粘性”和“人力资本失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