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被削夺伯爵并取消朝廷恩典。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青壮年时，曾读书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阳明洞天，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

　　一

　　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王阳明诞生于余姚一个官宦之家。幼名为“云”，五岁时改名“守仁”，盖取《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他自幼聪明绝伦，十岁那年，父亲王华高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职。次年，王阳明随同祖父竹轩翁一起赴京生活，船过镇江金山寺，竹轩翁与客人饮酒赋诗，尚未成篇，王阳明却已赋诗一首，诗云：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船客大为惊异。大家又叫王阳明应景赋诗，阳明出口成章，诗惊四座。

　　阳明十二岁时，开始拜师读书。他经常捧书沉思，思考人生真谛。有一天，他突然问书塾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做官）耳！”王阳明疑惑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个“读书学圣贤”的心愿，表达了少年王阳明要做圣贤的远大志向。王阳明的人生目标，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

　　阳明十六岁（1487）时，按照父亲教导，遍读朱熹理学著作，并在庭园格竹求理，不仅未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于是感叹圣贤难做，便转向词章之学，又沉浸于佛道二教。竟在新婚之夜（十七岁）撇下新婚妻子，只身跑到南昌铁柱宫道观与道士大谈养生。他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后，曾两次会试落第，于是回到余姚结诗社，驰骋于词章，长时间出入于佛老之学。

　　弘治十二年（1499）春，阳明二十八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举进士出身。次年六月，被授以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直到弘治十八年（1505），阳明三十四岁时，他才开始真正归本儒学。

　　二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阳明三十五岁。司礼太监刘瑾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御史薄彦徽等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上疏请诛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诏狱，各杖三十。戴铣竟被杖死狱中。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刘瑾遂逮阳明下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出狱以后，阳明将赴谪所。但刘瑾派人尾随其后，意欲加害。王阳明设置投江自尽假象，并作《绝命诗》迷惑阉党。经过一番曲折历险，终于在正德三年（1508）春天，到达龙场驿。

　　在贬谪龙场期间，王阳明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百折千难”，但他并未被种种天灾人祸所击垮，而是自强不息，从容应对。面对种种困境，他常常思考“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问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欢呼雀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便是所谓“龙场悟道”，其关键在于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其逻辑的结论是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他日后在讲学中形成良知心学奠定了心灵觉悟的基础。

　　龙场，是王阳明政治生涯和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评论王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说：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可见学术真知得来不易，它往往是在经历了政治磨难与人生巨变之后获得的思想结晶。龙场时期的“悟道”，代表了阳明心学的初步形成，即从本体上悟得了“心即理”“心外无理”和“知行合一”之旨。

　　王阳明从正德三年（1508）春初到龙场，到正德五年（1510）春晋升庐陵（今属江西吉安市）知县，前后约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

　　三

　　正德五年三月，王阳明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后被朝廷起用，升为庐陵知县。他以民为本，推行了多项德政，特别是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了困扰境内百姓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同时，他敦励风俗，推行孝道，以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教化民众，使民风归于淳厚。钱德洪《年谱》记王阳明：“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绝镇守横征，杜神会之借办，立保甲以弭盗，清驿递以延宾旅。至今数十年犹踵行之。”可见其治理庐陵成效卓著。

　　掌政庐陵时期，王阳明在政务繁忙之余，坚持讲学。这个时期的讲学特点是主张“静坐”以“自悟性体”的修养方式，“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可见，王阳明主张的静坐，是旨在摆脱纷纷世务而涤除私心杂念的一种道德实践，是王阳明确立良知心学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庐陵任职不到一年，阳明奉命入京朝觐。于正德五年年底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调吏部主事。其后五年，历任考功清吏司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他仕宦之余，讲学不辍，故弟子日众。其讲学重点仍以“静坐”为主，“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但这样教法，毕竟未脱旧学窠臼，且与佛老的禅定与静坐很难区分。

　　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四十五岁的王阳明奉旨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十二月初到达江西，从此开始了一介儒生的军旅生涯。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对朝廷。当时，阳明正奉命到福建途中，仓促闻变，立即回军吉安，调兵“勤王”。在王阳明的精心调度与策划之下，竟能“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宁王）十万之众”，这在军事史上创下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成就了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双全的历史声名。于是朝廷封他为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王阳明大多时间在江西赣州和南昌。这段时期，他经历了自贬谪龙场以来人生最艰难险恶的时期，但就在种种苦难的磨砺中，使王阳明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促使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从而完成了阳明学的哲学建构。对此，其弟子钱德洪所编《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巳”条下记载说：“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之教是在平定宁藩叛乱以后，以提出“致良知”三字为标志而形成的。正如阳明自己总结的：“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阳明良知之教的成型，不仅使其精神境界升华到新的高度，更使他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气定神闲、宠辱不惊，自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