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也因形势的严峻、学术力量的空前集中而得以增强，边疆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总体而言，主要表现如下：

　　一、对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加强

　　抗战前，中国学术界研究边疆问题大致采取两种路径：一是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人倡导的中国传统朴学考据之路，强调学问积累越厚，其致用之期就越近，在研究对象上以中国古代边疆史地为主；二是尝试运用现代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方法，偏重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以致用为主要目的。例如，《新亚细亚》月刊在征稿启事中明确提出研究者“对于实业计划尤须加以具体的研究；分析中国边疆问题之过去、现在、未来之现势，归结于边疆开发与建设”（《新亚细亚》第1卷第1期）。

　　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许多学者意识到学问的积累和完善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研究内容当有轻重缓急之分。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专注史料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当时民族危机的局势，似乎也相隔太远。当时人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求中华民族生存的力量与精神，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中国历史的长短，或某些史书的真伪。”（王晴佳：《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这种情绪体现在边疆研究领域，就是关注现实问题、为当局提供借鉴的著述增多。即便有些研究仍属于传统考据的范畴，其中也多蕴含了对现实的关怀，如顾颉刚撰写的《八水绕长安》（《中国边疆》第3卷第5、6合期），虽以对历史上长安水系的考察为着眼点，但立意在于激发各界对西北水利问题的重视，与当局的西北开发政策遥相呼应。1941年，顾颉刚在成都“中国边疆学会”成立时提出学会的目的是“欲以认识边疆之实际情况及其所含蕴之问题，共筹适宜之对策，唤起国人之注意”，工作内容包括调查、研究、设计三项，“皆所以搜集材料、树立舆论，向社会作鼓吹，为中枢供拾补，对边疆施提携。期于若干年后，全国心理之中更无边疆内地之判分，亦无某种某族之区别，政府布统一之法令，国民享合作之安和，然后中国边疆仅为国境之界线，非复半壁之山河。”（《中国边疆学会宣言及会章》1941年2月）与抗战前办学会、办刊时他所一贯强调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相比，宣言带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