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题词：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周恩来担任书记，并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的工作。4月中旬，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往湖南南岳衡山视察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4月18、19两日，周恩来为训练班学员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提出抗战的政略与战略重心：1、动员全国人民，展开全面抗战。2、重视敌后，斗争的重心在敌后，不让敌人利用我之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敌后工作，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宣传重于作战，民众重于士兵，节约重于生产。随后，周恩来与叶剑英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当时，近代著名佛教活动家巨赞法师，正与南岳上封寺知客演文法师、祝圣寺和尚暮笳法师等人筹备组织佛教抗日救亡团体，周恩来欣然为暮笳法师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演文法师出家前是北伐军19路军的团长；暮笳法师也是当时已经崭露头角的革命新僧，早年因“通共”被株连，避难南岳后出家为僧。

　　周恩来的题词极大鼓舞了南岳僧众：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感召下，4月23日，南岳200多位僧、道、尼汇聚圣帝殿，举行抗日救亡动员大会。随后各寺院宫观又相继举行联系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统一的救亡组织。

　　最初计划成立的救亡团体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叶剑英建议将“教”字改为“道”字，“国”字改成“难”字，这样，就可以把道教徒也团结起来。南岳爱国僧众欣然接受叶剑英的建议，1939年5月7日，南岳僧侣以巨赞、演文、空也、宝生、暮笳、明真及道士刘光斗等人为核心，发起“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协会推选上封寺方丈宝生为会长，祝圣寺方丈空也、南台寺方丈明真、大善寺知客有缘、三元宫住持刘光斗道长为副会长。巨赞法师发表了《僧道走出寺观，投身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演讲。时任国共“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民国著名文化人邹韬奋把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志立宣言和组织大纲发表在他主编的《全民抗战》杂志上。叶剑英的演讲稿后被寄给夏衍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并于1939年5月29日全文发表；夏衍还撰文声援宗教界人士组织起来抗日救亡，并赋诗云：“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眷又暮，花前趺坐竟忘归”。

　　叶剑英在演讲中说：“各位同胞，我不是你们所想象的大彻大悟的人，但我有一个直觉，假使中国亡了的话，全国人民都成为亡国奴，那么和尚也一定成为亡国和尚，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问题。”“日本大多数国民是信奉佛教的，同时又是颇为迷信的。从俘虏的日本空军人员身上，常常发现许多佛教符箓。他们的意思是想求佛力的庇护，即使在火线上牺牲了，也希望能够进天堂。这种思想完全是迷信的，不合佛的正义的。日本是信奉佛的国家，这里我们要问：假使敌人的进攻发展到了南岳，是不是不歧视中国和尚？从将近两年的中日战争可以得到证明，日本人一样要杀和尚，而且还把青年和尚驱逐到前线去。这说明了什么？很明显，严肃的现实逼着我们承认，做和尚绝对不能离开现实。”

　　佛教界的抗日力量是“全面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圆瑛法师弟子宏明法师立即组建“上海僧侣救护队”，成为抗战爆发后佛教界第一个救护组织，救助伤员、难民8273人，被誉为“英雄僧侣”。此后，各地佛教僧侣、广大佛教徒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镇江超岸佛学院成立抗日宣传队；1938年，广州佛教金卍字救护队成立；浙江佛教界积极开展难民收容工作，镇江金山、焦山等地僧侣组织看护队救护伤病抗日战士；甘肃酒泉、安西、敦煌等七县佛教界发起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1939年，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成立；1940年，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成立，积极救护重庆大轰炸中的灾民，《新民报》为此提出“向和尚看齐”的口号。中国各地佛教寺院也纷纷祈建护国息灾法会，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祈祷抗战胜利。

　　广大爱国佛教僧徒还积极在国际上宣传抗战，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为抗战筹款募捐。圆瑛法师多次赴南洋为抗战募捐，发起“一元钱救国运动”；1939年，太虚法师率领国际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宣传抗战，得到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等人的支持，滇缅公路重新开通；1940年，乐观法师组织“中华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赴缅甸宣传抗战，针对日本第五纵队在印度、缅甸和泰国的反动宣传，佛教国际步行宣传队在缅甸进行了8个月的努力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必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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