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和宗教相处的?他们眼里的宗教是什么样的?

　　革命领袖：与宗教领袖亲密合作

朱德与格达活佛 资料图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具有两个方面，一是宗教的本质是人头脑中的幻想，二是宗教可以慰藉大众，一旦被反动阶级利用又成为一种欺骗手段。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宗教信仰国家，除了有外来三大宗教，还有本土的道教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原始信仰，受众广泛，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宗教爱国人士纳入政治联盟，形成爱国统一战线，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革命时期，党和军队多次获得宗教人士的帮助，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与少数民族信教群众打交道的办法。

　　1936年隆冬，朱德和红军到达四川甘孜地区时，令部队不许动藏族同胞的东西，打扫干净街道露宿，挖野菜充饥。在朱德与活佛的九次交谈中取得了这位宗教领袖的支持。他不仅将寺内全部余粮献出，发动群众帮红军补充物资，还在红军北上后保护了200多名伤病员，这位活佛最后为解放西藏奔走不幸被特务杀害。

　　而在思想上，他们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毛泽东曾说“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同“政权”、“族权”、“夫权”一起，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他还认为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修田给和尚，从而利用了佛教。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认为宗教阻碍人类进步，但又与宗教有着剪不断的缘分，佛教普度众生的价值观成为他们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来源，瞿秋白就自称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比较有兴趣，还提倡利用佛教教义加强自我修养。

　　他们既看到了宗教阻碍社会进步，同时也认识到宗教对社会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已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阶级斗争角度分析宗教问题，又吸收了宗教有益得思想元素，政治上主张合作共存。

　　邓小平：不能用行政命令来对待宗教

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

　　文革时期在“破四旧”的冲击下，大量宗教建筑被破坏，一些宗教界人士被当做专政对象。文革后邓小平在宗教界拨乱反正，发展并改善了马克思主义者与宗教界人士的关系。

　　1980年，他与班禅谈论宗教和西藏问题时也表示“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问题都要靠发展来解决。

　　1982年3月，《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出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宗教问题的局面。

　　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十分重视宗教在国际间友好往来，邓小平积极肯定了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价值，但也明确了与梵蒂冈建交的基本原则：一是断绝与台湾外交关系，二是不得以宗教事务为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习近平对宗教界的要求：心系人民 爱国爱教

6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拜见。这是班禅向习近平敬献哈达。

　　新时期，当马克思主义者遇到90后班禅，他们将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2015年6月10日习近平接受了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哈达，勉励他刻苦学习、努力修行，秉承十世班禅大师遗愿，秉承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成为一位具有精深佛学造诣和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同时也对宗教界提出了要求，不论是哪个民族、哪种宗教、哪个派别都要心系人民爱国爱教。

　　在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考量上，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相互尊重”，“保持宗教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外，还要求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宗教要与时俱进，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运用宗教教义、教规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必须是无神论者，不信仰宗教是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在中国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在不同社会阶段，团结宗教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也将一切民族、宗教问题置于法律框架中。

　　(中国青年网根据中国民族报、爱思想、凤凰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