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晚唐道教较之初唐与盛唐时有明显衰落的迹象，其背景和原因值得深入研究。借助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宫现道教在唐代的格局模式建构本身所出现的世俗化这一新的视角，将晚唐道教危机置于整个晚唐道教持续变迂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可以发现：在这场危讥中，道教的官方化、规范化与世俗化之间的联动关系是造戎道教组织神圣性削弱的主要原因，而官方道教制度与修道者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以及观念层面的变迁也促使了危机的产生。

　　【关键词】宫观道教 世俗化 信仰危机

　　唐宪宗至唐懿宗时的道教及修道，在诸多方面预示着一个道教信仰危机时代的到来。随着唐代中前期以来唐王朝对道教的极力推崇，又采取了众多举措力图将其纳入权力架构之中，使之成为政治功能的延续和扩张。因此，制度化的宫观道教成为唯一“合法”的道教组织形态。由于与政权过于密切的关系，以及在日常的运作中承担了过多的世俗功能使之逐渐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经安史之乱后，唐朝整个政治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道教修道已无法按照之前的模式有效地运作。尽管肃、代以降的政府依旧坚持崇道政策，但由于权力本身的神圣性及控制力的下降，道教已无法再以官方所期望的面貌维持长久的繁盛。神圣性的危机逐渐彰显，最直接地体现在人们对道教功能的理解，以及对修道即如何追求神圣境遇的认识和实践发生了悄然变化。这种变化经一段时间的积聚后，在元和时代开始集中爆发。对唐代宫观道教和晚唐道教危机的讨论，学界已经有了许多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视角与想法。

　　一

　　在任何时代，宗教的常规化都势必引起世俗化。宗教社会学已然普遍接受了韦伯的这个论断。唐初所构建起来的宫观道教组织同样不例外。这种趋势是伴随着宗教组织、制度和仪式的复杂化而愈演愈烈的。与此同时，世俗权力的介入，政治、社会功能的承担，均会造成宗教组织越来越缺乏神圣性。随之而来的，则是从原有的宗教组织中分裂出新的教派，宣称拥有更为直接的神圣感知力和解读力。

　　早期的道教宫观，大抵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它们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均成为一种组织形态，而是代表着道士固定的修道场所。之所以被当作异象受到关注，在于它有别于过去的太平道、五斗米道等社区化的修道以及在家修行。并且在南方和北方，其形态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1]唐代官方对道教建制的规范化，基本沿袭了隋朝以来的主流道教发展形态，即通常所说的宫观化。根据都築晶子的考证，大规模地作为“国家事业”建置道观开始于高宗朝，道观和道士的数量出现了急速增长的趋势。[2](P269-270)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结果：一方面，唐代前期的崇道行为致使道教信仰受到了鼓励和保护，并且随着相关政策的倾斜，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优厚的关照，使得愿意留驻于道观内展开修道活动的人数大为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唐代政府建立道籍制度对住观的道士女冠进行统计和管理，使得其人数明朗化。[3](P77-78)然而，这种基于政府强力介入而非宗教本身功能需要而出现的组织形态，往往依赖政府权力的控制力方得以维持。同时，由于政府在介入宗教管理时的出发点是政权的巩固和社会控制，这就使得建制道教无法单纯以宗教信仰和实践为内容。其功能更是随之夹杂了诸多世俗性的成分。政治行为对原有的宗教秩序的干涉破坏也屡见不鲜。例如，肃宗曾接受大臣裴冕的建议，“鬻僧道度牒以充军费”，[4]（卷113《裴冕传》），就是其中一例。

　　由于政府的介入，世俗制度与宗教教义所规定的仪轨、制度之间难免存在冲突，宗教制度进行调整势在必行。宗教制度原本是架设在世俗与神圣之间的桥梁，一旦出现松动或形式化的趋向，其指向神圣的能力也就势必减弱。正如孙昌武所言：“宗教形式的神圣性、超越性本来是信仰的保证；宗教场所、神职人员的超然地位显示、象征着宗教在精神世界的绝对权威。比起前此的六朝时期，唐代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在这方面都大为‘蜕化’了。”[5](P270)葛兆光也注意到：“当王朝进入一统时代，国家空前强盛的时候，它对于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控制力也在强化中，在盛唐的道教史中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一方面相当广地延伸到各地区，一方面相当深地渗透到了道教内部，……这种管理使佛教和道教真正成为中国的‘合法性宗教’，这使得经历了南北朝时代‘清整道教’运动，已经渐渐屈服于主流伦理的道教，再一次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进行整合，使整个道教的仪式、方法和组织，更附着于国家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伦理道德，同时也更多地迎合着上层士大夫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上层社会和主流思想所接纳的思想资源。”[6](P107-108)盛唐时期所出现的科仪编纂，在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规范神圣性逐渐丧失的危机所致。然而，在那样一个崇尚玄理的道教盛世之中，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到这一潜在的危机，甚至零星的一点挽救的努力也很快被主流话语边缘化了。按理来说，宫观本应与乐朋龟《西川青羊宫碑铭》中的描述相对应，即：“七十二之福地，三十六之洞天，神仙之窟宅相连，以青城为户牖。真境之风烟不杂，以嶓冢为坛台。可以济渡四迷，开宏七部。”[7]（卷814，P8575）但据当时情况来看，这仅仅可以算作一种很具有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背景的描述。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作为某某宫观的铭文加以书写的时候。撰写这些铭文的背景恰是基于这些宫观所经历的一些特殊的、具有神圣性指涉的事件，而非是随意的不加选择的即兴书写。这一套话语和书写方式在当时为人们所广泛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复合作用，绝非仅仅由于信仰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