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不断增多，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和敏感问题之一。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如何在医疗界促使人文精神的回归？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30多年来，邱仁宗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医学与生命科学的伦理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这样一种说法，今天的医疗技术在进步，但人文精神却在滑坡。您认为在生物医学科技领域，科学工作者的人文精神状况如何？

　　邱仁宗：当今科技的发展与社会，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幸福息息相关，科学工作者已经不能仅仅关注科学技术工作本身，而且要切实关注在研究过程中以及研究成果的转化或应用中可能对受试者、使用者以及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然而，当下的生物医学科技领域存在着人文精神缺失的种种现象。例如，对病人或受试者可能受到的身体、心理、社会以及经济上的伤害无动于衷，不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不注意保护他们的个人信息隐私，以及在动物实验中对动物福利全然不顾。人文精神的缺失在前不久揭发的“黄金大米试验”以及大肆推广未经证明和长期不受管理的所谓“干细胞治疗”表现得极为突出。

　　一些科学工作者自身的利益及其所属机构或公司的利益往往压倒了他本应为之服务的病人或受试者、使用者的利益。在高精尖科技创新、开发和转化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往往表现为急功好利，未经认真的临床试验就直接将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并不考虑新技术的成果能否造福大众，而仅仅服务富人，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公正。

　　中国社会科学网：你认为造成这种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有哪些？

　　邱仁宗：背后有诸多原因，大概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科技的发展，本身存在有可能侵犯人的利益和权利的趋势。例如，大数据技术本身就有侵犯个人信息隐私的内在强制性力量：根据有限数据重新标识身份，可能泄露医疗记录、个人习惯、财务状况以及家庭关系这些私密信息，造成被人利用、假冒、诈骗的恶果。生物医学科技则在改善疾病的诊断、治疗或预防的同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副作用、并发症或后遗症，并使病人经济上不堪重负。

　　第二，在科学工作者中不少人本身缺乏人文意识，有些人否认科学是双刃剑，甚至说“科学本身就是最符合伦理的”。

　　第三，有一定制度上的原因。一些公立医院实行“卖药养医”政策，靠新技术的应用和病人的缴费来增加医院和医生的收入。此外，由于科学研究投入不足，有些科学工作者就企图通过混淆科研与治疗的办法，在病人或者受试者身上收集研究资金。

　　中国社会科学网：科学知识并非改善世界之本，纯粹智力无法补偿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乏。近年来各界在积极呼吁医疗界人文精神的回归。您认为弘扬人文精神的途径 有哪些？

　　邱仁宗：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医患关系严重恶化，经过我国医生数千年努力建造的和谐、信任的医患关系荡然无存，医学专业精神严重丧失，科学和医学的声誉严重受损。重拾人文精神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消除大学教育中的文理分裂现象。大学前两年应该文理并重，不要分科。从第三年起包括医科在内的理科学生主要以理科课程为主，但要求他们必须选修一定学分的人文学科。此外，可以开设一些介乎理科与文科之间的中间性人文课程。例如，美国大学的医学院开设有“公共卫生的伦理学、政策和法律”、“病人的安全性”、“健康和疾病的人类学”（包括生命伦理学）等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

　　其次，人文要素的活动要在科研机构体制化。例如，订立科研人员的行为准则，规定科研工作者对同事、工作对象及大众的人文关怀的内容。设立相应的伦理委员会以审查涉及人或涉及动物的试验和研究；设立道德教育委员会来促进科研工作者的人文素养。(本网记者 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