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不仅是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源地，其高福利制度也一度为人称羡。但正是这种广受百姓欢迎的高福利制度，正在被认为是欧债危机的“推手”。在我国正积极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当下，欧洲的社保模式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多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社会信任度关乎高福利制度实施效果

　　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郑春荣的研究，高福利制度在北欧国家的实施是成功的，而在南欧国家的实施却是失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关键问题在于政策实施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公共信任度差异很大。”郑春荣研究指出，如果国民的公共信任度高，就有很强的公共意识，不逃税或不非法领取社会福利金，公务员也相对较为廉洁奉公，整个国家容易建立透明高效的政府，则该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也较好。

　　“北欧的福利体制与其社会信任程度是匹配的。”郑春荣说，从数据上看，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是以高税收作为代价的。但同样实施高福利政策的南欧国家就没有那么走运——高福利体制与低社会信任感不相匹配。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各国的公共信任感较低，却实施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政策，结果导致逃税盛行，地下经济规模巨大，弱势群体无力参保，社保的再分配效果差，社保成为中高收入群体的特权。”郑春荣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提高了，但是如果该国政府机构的透明度和执行力没有提高，那么养老、失业、卫生支出等的公平性就难以体现。

各群体的协商、妥协、合作在福利制度建设中功不可没

　　除了社会信任度，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谢琼以北欧国家瑞典为例，提出了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协商、妥协、合作在构建合理的福利制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建立初期相比，瑞典现行的福利国家制度虽然在两翼政党的争斗中作了一些对福利项目的削减和调整甚至改革，但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只是不像以前全由政府负担一切、照顾一切,但瑞典人仍珍视‘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系。”谢琼在研究中指出，在瑞典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社会民主党是创建者和主导者，以保守党为代表的瑞典右翼政党是消极或积极的协同者，工会和民众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论哪一时期、何党当政，瑞典福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都不是一方“独裁”所能实现的，每一次行动背后都有既复杂又简单的运作机理，协商、妥协、合作是瑞典福利制度发展中政治决策的重要特征。

　　瑞典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还在于其会随着国家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相应的福利制度安排以适应新的形式。“瑞典福利国家的历程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过去有所调整，现在正在调整，未来还将会调整，这反映了福利制度的影响因素发生变化了，福利制度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不能期望福利制度改革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调整福利制度不等于重建福利制度，而是对不适应发展的部分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如果福利制度不断重建，其提供稳定安全预期的基本功能就将丧失，引发的社会问题将无法应对。”谢琼说。

　　同时，谢琼还强调了在制度调整过程凝聚共识的重要性。“瑞典的福利制度调整之所以能够较为平顺地推进，既有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及其所代表阶层自我完善福利政策的考量，也有右翼政党调整自己的福利主张的贡献，这说明，在对待福利问题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在推进福利制度改革时需要充分凝聚共识。”谢琼说。

汲取欧洲社保模式经验与教训 构建中国社保体系

　　“我们认为，中国一方面要切实增加社会保障的投入，缩小社会贫富悬殊，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保管理水平一定要跟上，在管理成本、管理效率和透明度等方面下功夫，使参保人愿意参保，放心参保。”郑春荣说，只有政府的管理水平提高了，透明度增加了，增强社会信任感，社会公众的社会保险缴费遵从度才能有效提高，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保障政策才真正有效。

　　郑春荣同时强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避免制度碎片化和地区间的福利攀比，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人们常常担心中国经济‘拉美化’，会使中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贫富悬殊等陷阱，但却忽视了另一个潜在的危险，中国经济也可能‘欧洲化。’”郑春荣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各国发生的福利攀比、劳动力市场割裂以及债务危机等现象，在我国地方政府也可能出现。

　　郑春荣举例指出，南欧国家在加入欧盟以后，凭借欧盟和欧元的信用，大肆对外举债，推行财政扩张和高福利政策，既拉动了本国经济发展，又讨好了本国选民。“但这种做法注定是不持续的：由于长期享受着高福利，社会公众逐渐养成了享乐的心态，无视老龄化的危机和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工作小时数持续下降，国家财力逐渐难以支撑，最终整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中。”郑春荣说，在我国一些省份已经出现福利攀比现象，因此，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遏制不合理的现象。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创造一个全面覆盖的、费率统一的、便于劳动力流动的全国性基本养老保险计划。显然，这样一个基本的养老保险计划的设计是不应该留给地方政府来自主裁定的，而应该是以国家层面来统筹考虑。”郑春荣认为，中央政府应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建设和执行来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让各个省、市、县和个人放弃地方主义，顾全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

　　谢琼则从瑞典的福利制度发展实践，提出了推进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措施。

　　第一，畅通不同社会阶层反映福利诉求的途径是保证福利制度安排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达到利益平衡的前提。

　　第二，充分发挥好国家立法机关在建立与调整福利制度方面的重大作用。

　　第三，奠定福利制度根基需非常审慎，但随着国家发展变化应不断地调整相关福利制度安排以适应新形势。

　　第四，凝聚新的福利共识对于福利制度的调整与改革至关重要(本网记者 唐红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