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末，美国生物化学家詹妮弗·杜德纳在《自然》杂志官网发表“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让我彻夜难眠”一文，对基因编辑技术广泛运用于生物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哲学与伦理学的思考。在此之前，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也将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和监管问题作为研讨焦点。为何兴起不到30年的基因医学技术让人们“想说爱她不容易”？人文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将如何共同推动这一技术的发展？就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追猎致病基因”诉求具有合理性

　　2006年，历时16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宣告完成，并实现对人类基因组99．99%的覆盖。这一研究有何意义？“生物体的一整套基因称为基因组，不同的基因决定生物体的不同性状，不同的基因组决定不同的生物物种。研究基因技术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在生命蓝图中寻找那些致病基因。”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王康称之为“对致病基因的追猎”。到如今，研究已发现人类1号染色体上的基因与阿兹海默症有关，6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关系到人类智能的发展等。“可以预见，在未来各种遗传病、肿瘤、心血管病、糖尿病等严重疾病的致病基因和发病机制一定会被找到，这有助于个性化医疗目标的实现。”王康介绍说。

　　然而伴随基因医学技术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尤其是当它被用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时，其未知风险和伦理问题日益引起关注。人们担心科学家“扮演上帝”，企图打开“定制婴儿”的潘多拉之盒。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新庆分析说，人类梦想通过改变人类胚胎内特定的遗传性状，让新生儿不再携带致病基因，从根本上预防和治愈疾病，这一诉求具有技术的合理性。但如果把这种新技术应用于增强正常人性状和能力的非医学目的，设计新的基因婴儿，就不具有合理性。

　　深刻认识技术风险与伦理挑战

　　基因编辑技术具有重造世界的潜力。詹妮弗·杜德纳在发表的文章中举例，2014年有研究者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精确改变了与人类在遗传学上极其接近的食蟹猴胚胎基因组。这一遗传改造的胚胎被植入母体后产生的后代食蟹猴，其体内大多数细胞都会携带遗传改变。既然人工的遗传改变可以在食蟹猴的后代中传递，如果运用于人类胚胎，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基因脱靶效应会诱发医源性不可逆伤害。”张新庆解释说，可能诱发可世代遗传的医源性伤害。

　　对此，王康也表示，虽然传统医学技术也无法避免所有风险，但很明显，二者的程度、范围、属性是不同的。基因编辑技术“是以生命的基石做实验”，而且实验的结果在实验室之外的世界几乎无法评估，人们由此担心灾难性的后果和某种遍及世界的瘟疫的开始。

　　除了技术本身的成熟问题，基因编辑技术更对人类伦理带来巨大挑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建会表示，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的生殖细胞的基因增强会引发更多的伦理问题。比如，人类就此可能分成增强的个体和没有增强的个体，增强的个体就会比没有增强的个体获得更多的机会；如果增强的个体在能力上非常强，就有可能形成“超人”群体，会导致整个人类的伦理法律体系发生改变。

　　王康表示，基因编辑技术在生殖医学领域的运用，会产生技术、伦理、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多维风险。其在技术上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在伦理上冲击着人的尊严和生存价值，在社会上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及人本身的异化，在法律政策上尚未确定清晰的走向。

　　多方合作支持相关伦理研究

　　张新庆表示，化解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伦理道德难题任重而道远。

　　在国际上，已有相关组织和学者强调应对基因技术进行监管，尤其对临床应用一定要进行安全性评估。

　　张新庆建议，应暂缓编辑人类胚胎基因，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反思和伦理论证可有可无。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利益相关者要充分讨论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影响，明确该不该做、如何做等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伦理准则和管理规范并加以严格执行。

　　“基因编辑技术引发了一系列潜在风险，期待着以基因伦理学、基因社会学和基因法学深入推进相关研究。”王康表示，我国未来应形成以《基因技术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并在民法典中明确“人类基因权利图谱”，以法律和伦理之善，来避免技术之盲目所可能造就的恶。

　　李建会提出，在基因编辑的研究中，国际上的基金会应当仿效人类基因组计划，把至少5%的经费用于基因编辑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问题研究，促使生物学家充分认识到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在科学研究中除了遵循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之外，还应当遵循生命伦理学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