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是外儒内法、儒释道三教共弘文化形态烂熟并孕育新变的时代。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清才是中国历史上继周秦之际以后的第二个大转折，这一转折的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工业化的东来。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故更确切地说，明清处在第二转折的前夜及初期，自秦汉确立的宗法皇权政制及其基础——地主、自耕农自然经济达于极峰，而扬弃这种社会制度的经济、文化要素已然潜滋暗长，西力东进的国际形势则成催逼之态，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大变革迫近。

　　明末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呈现“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军制论》），以此总论明、清五百年也庶几恰当。以上概述明、清所处的历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集古”-“萌新”的双重属性。

　　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

　　订正、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末，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瑶田、金榜、孔广森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还有“扬州学派”（任大椿、焦循、汪中、阮元等）。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彰显和条理化。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古事，治学精神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理性态度、实证方法，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甚巨。

　　明、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农政全书》，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地学杰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园冶》，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样式雷”两万多张建筑图样）等等，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观之，也颇有发明、发现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