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明中叶以后,在长期面临“北虏”之患的时代背景下,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并且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明人对于蒙元王朝正统地位的认识与评价,也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过程。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氛围,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而明太祖则被塑造为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再次向我们诠释了这一命题。 

　　【关键词】元明革命;明太祖;华夷观念;民族主义;《谕中原檄》

　　一、引言:如何认识元明革命的性质? 

　　在今日历史学家眼中,元明嬗代无非是一次普通的改朝换代而已,与其他王朝兴替相比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然而这种历史观念并非自来如此。自明中叶以后,尤其是清末民初以降,人们久已习惯于将元明鼎革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宣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①同年,《民报》第五号卷首刊载朱元璋像,称之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②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亲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隆重公祭明孝陵,更是肯定明太祖民族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象征。当然,这种认识不仅限于政治家,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元明民族革命的性质俨然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学术定论,而最能反映这一普遍思维定式的,则莫过于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历史教科书。 

　　1939年,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下层革命鲜有进步意义,惟秦末刘项之争和元明革命算是例外,“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③。即将朱元璋“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之举视为元明鼎革进步意义之所在。金毓黻写成于1941年的《中国史》,称朱元璋建立明朝是“汉族的复国运动”,又谓“明太祖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为汉族重光,所以他也是我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④吕思勉的名著《中国通史》第四十六章的主题是元明嬗代,题之为《汉族的光复事业》,⑤显然也是将其定位为民族革命。直至20世纪50年代,李洵在东北师范大学讲授明清史的课堂讲义中仍然沿袭这种传统观点,称朱元璋在元明之际“成为一个勇敢的民族斗争战士”;当写到徐达攻克大都时,作者有这样一段评价:“自石敬瑭割燕云于契丹,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燕京又光复了……汉族人民反元民族斗争胜利的完成了。”⑥以上种种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民族革命性质乃是那个时代历史学家的一种极为普遍的认知。 

　　不过,自20世纪30年代始,就不断有学者对这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结论进行质疑和反思。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吴晗,他在1936年发表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指出,元末群雄起事,“动机是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从他这段话来看,显然是将元明鼎革的性质定义为阶级斗争而非民族革命。但同时他又认为,韩山童、刘福通起事之初,假托为赵宋后裔,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后来朱元璋“从复宋的旧口号扩充放大为民族革命的口号,从恢复一家一系的帝统扩大到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明显的指示出这次革命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似又倾向于主张民族革命说。⑦因此,吴晗对于元明革命性质虽已有新的认识,但他的观点还略显含混和矛盾。更值得注意的是蒙思明1938年在燕京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该书对元明革命性质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蒙思明认为,元明鼎革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社会革命而非族群矛盾引起的种族革命,并从元末革命之原因与目标,民变领袖人物之身份,抗拒革命者之主力等方面来论证其观点。指出元明革命“以阶级斗争发其端”,而“以种族斗争终其局”,“历来治史者之均以民族革命目元末之民变者,盖皆由结果而断定其性质者也。要之,元末之革命运动,虽不免有若干之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之非革命之主因则可断言”。⑧蒙思明与吴晗的观点较为接近,但其结论更为严密和明确。1949年以后,有些学者基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念,主张元末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元末农民起义的性质是农民革命战争而非民族战争。⑨其看法虽与前人相近,而出发点则有所不同。 

　　【作者简介】刘浦江,1961年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