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下，漕运是保证国家政策正常运作的有力工具。仓储和运河是漕运系统中重要的组成元素。隋朝是中国漕运和仓储发展的高峰，如《通典》所称：“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其漕运系统的建构经历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帝王有计划的战略规划，在隋炀帝时期定型。

　　漕仓具备多重战略功能

　　漕运系统的建构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客观因素制约。从地理学角度说，运河属于交通系统景观，改变自然景观原有结构和其中的能量物质分配，使交通地理条件发生变化，而漕仓占据要冲，充当要塞，也影响原有地理面貌。

　　漕仓早在先秦已经出现，《战国策》记载魏国有“粟粮漕庾，不下十万”之说。秦汉漕仓出现大型化现象，且多有城墙设施卫护。漕仓的战略价值，不仅由储粮和城墙决定，也和选址布局时的战略设计有关，而设计的根据主要是交通地理。漕仓的功能逐渐不仅限于储备。因此，漕运系统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地理的嵌入和重塑，反映统治者的意图。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动荡分裂，地域格局的历史痕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保留，这是隋朝为巩固大一统而实行漕运系统规划的时空依据。隋朝通过大量储粮和建筑大型仓城，作为实施地域控制的有效手段。583年，隋文帝初步组建沿黄、渭漕运线呈线状排列的四大漕仓，形成以黄河流域为吸引范围的交通运输系统，来解决京城粮储单薄、加强统一的问题。仓储漕粮逐步丰富起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炀帝对漕运建设更是加大力度，相继在北方核心区及周边建立大仓，选址不仅考虑在转运系统中的作用，在地域板块内也占据冲要，发挥战略预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