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应用文体,以“墓志”叙述逝者生平,以“铭”表达情感、寄托哀思。墓志铭最早可溯源至秦汉,其史学和文学价值在唐以后逐步凸显。而初唐墓志铭在诗歌启发下对“人”的书写(即精神层面的变革)以及所体现出的时代文人价值观的转变也值得进一步地关注与探讨。

　　作为文学革新的领军人物,陈子昂和王绩以他们或壮伟豪迈,或质朴隐逸的诗风在初唐文坛独具一格。而他们的墓志铭创作,以其有别于时代的生动真实和对个人精神的书写,给墓志铭注入了初唐时期文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个人情怀,是文学发展受当时文化影响的必然。

　　一、对个人志向的发扬——初唐文人思想精神特征

　　初唐时期是文学由汉魏向盛唐发展的初步变革时代。在文学走向繁荣的过程中,除了文学观念、题材、形式等文体文风方面的影响,在精神层面上,初唐文人中的渐趋昂扬的人格精神,则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灵魂。这种精神表现在墓志铭中,就是对“人”的突出书写。

　　墓志铭真挚的情感,寄托的是存者对逝者的追忆与哀思,“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初唐社会的发展为士人们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之路,使之形成了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及道德意识和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士人们在有感而发的创作中,不遗余力地抒发抱负。体现在墓志铭中,就是其中哀而不伤、积极向上的气韵和对个人志向的发扬。

　　作为诗人,陈子昂的唐诗风骨,对一代诗歌有着关键性意义。他身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傲之情和“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豪侠之气是自我意志与人生追求的表现。他立足于现实精神以史传笔法创作的墓志铭,是“以情纬文”,更可以说是“以志纬文”。

　　陈子昂在为其父所作的《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中,详写父亲的教诲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吾幽观大运,贤圣生有萌芽,时发茂,不可以智力图也,气同万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无一焉……呜呼!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在《堂弟孜墓志铭》中:“实谓君有群逸群之骨,拔俗之标,超山越壑,可以骏迈也。岂其天绝,丧兹良图,呜呼!其元命欤?遭命欤?天不忱欤?道固谬欤?”他用二者壮志未酬的遗恨,勉励自己。

　　唐代文人,既有自视甚高、建功立业的傲气,又有不满于怀才不遇、才高位卑的傲骨。主观精神遭到现实的彻底否定之后,归隐和宗教就是它的退路和栖身之地。诗人王绩就是初唐时期隐逸文人典型,他的自撰墓志铭,给单调的墓志协奏曲,加入了第一组创新音符。

　　自撰墓志铭较为特殊,因其由作者本人为自己所撰,毫无疑问最能体现作者对自己的人生评价和思想情感。初唐时期,当文人们宏伟的志向面临无奈人生的失望时,梦想与现实的反差触发了他们在创作中强烈的不平之气。诗人王绩的诗歌,以对宁静淡泊隐逸生活的描写,化解心中郁愤。而他的自撰墓志,体现出了他不羁的性格和“三仕三隐”的独特人生体验与感悟。

　　他称自己“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有道于己,无功于时”“天子不知,公卿不识”,不同于世、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无功”二字,既是无奈,也是自嘲。“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体现了诗人不羁的姿态。“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著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王绩用平实的语言,描写归隐后的生活,虽有隐逸闲适之心,却难掩孤独失落之情。这种无可奈何之下选择遁世的孤傲,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寻求自我解脱的人生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