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史籍中会偶见“从者”一词,但其记载均极精炼,形象模糊,使人难得其详。最新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壹)》与《肩水金关汉简(贰)》中①,有20余枚与“从者”有关的记载,而且有近三分之一是以“从者”为主体的专门记述,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汉代的“从者”。
    本文即以肩水金关汉简为中心,就“从者”相关问题作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从者”的身份称谓
    “从者”是汉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普遍的身份称谓。《汉书·两龚传》:“王莽秉政,胜与汉俱乞骸骨。自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帛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师古注曰:“道次给酒食,并食其从者及马也。”[1]《汉书·韦玄成传》云:“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1]3108又《后汉书·桓荣列传》载桓晔:“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2]可见,但凡达官名士均有“从者”侍奉于左右。出土的西北汉简中,也有关于“从者”的记载,如《敦煌汉简》②795简:“●元始三年七月,玉门大煎都万世候长马阳所赍操妻子、从者、奴婢出关致籍。”《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③Ⅱ0214③:73简:“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曰,穿治渠军□候丞□、万年、□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各一人,轺传二乘。”《金(壹)》73EJT7:98A简:“永始二年正月以来,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随着汉朝政府在西北开疆拓土的进程中,大量的“从者”跟随屯田戍守的吏士一起远至西北地区,往返于边塞的关隘要道,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高渐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从者”,司马贞《索隐》谓“主人家之左右也”[3]。作为随从人员的“从者”犹如主家之私仆,因而,“从者”有时也常被他人称为私从者或私从。这在出土的汉简资料中有较多的反映,如简文所示:
    (1)门下史马刚,米亖斗,从者一人,麦一斛。《敦》344
    (2)从掾位田裒,米亖斗,私从二人,麦二斛。《敦》345
    (3)骑吏田阳,米亖斗,从者一人,麦一斛。《敦》346
    (4)●高望部元始元年十月,吏妻子、从者、奴、私马廪致。《敦》545
    (5)五凤三年三月丁丑朔癸卯,士吏带敢言之,候官隧和吏妻子、私从者三月廪名籍一编,敢言之。《敦》998
    (6)护从者,敦煌对苑里干宽,年十八,单襦、复襦各二领,单衣、中衣各二领,裘=绔、韦绔、布绔各二两,絮巾、布巾各三□□《敦》1144
    (7)相私从者,敦煌始昌里阴□,年十五,羊皮裘二领,羊皮绔二两,革履二两《敦》1146
    (8)故居延尉丞王卿,妻宣=君=子小女君至,吏十四人,私从者《金(壹)》73EJT1:12
    (9)居延都尉夫人及吏=从者、库吏、奴婢名《金(壹)》73EJT7:98B
    例(1)、例(2)、例(3)皆出土于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是一组对戍吏及其“从者”发放粮食的记录名册。从木简上文字书写的特征看,属于新莽时期。其中,例(2)中的“私从”当是“私从者”的简称。《敦》1959A号简文也有“私从二人”的记载。再与例(1)、例(3)互相比较,内容与格式一致。以类相从是边塞出土的屯戍账簿、驿传名籍档案分类收藏的基本原则,“有的不仅按文书类别,更进一步按文书内容特点归类立卷”[4]。由此可以看出,例(2)中的“私从”应是“从者”的另一种称谓。例(4)与例(5)均是戍边吏士的家属及“从者”的廪食发放记录。前者是汉平帝元始元年(1)十月份,高望部吏士的妻子、“从者”、奴与私马发放廪食的凭证。后者为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三月士吏带向上级呈报的本辖区内候官、烽燧吏士妻子与私从者的廪食名籍。二者在内容、人物、表述方式上相类,则“从者”和私从者应是同一种身份的不同称呼。例(6)与例(7),在内容上亦属同类。分别是对“护”与“相”这两位官吏之随从的籍贯、年龄及其所携带衣物的详细登记。类比可以看出,“从者”和“私从者”应是对同一种社会群体的不同称呼。例(8),是对故居延尉丞王卿妻子、女儿、属吏以及私从者经过金关时的记录。显然,这只是众多往返于肩水金关戍吏的家属及私从者中的一枚实物遗存。这从例(9)所载内容也可以看出。例(9),从形制而言是一枚楬,楬多作归卷入档案卷的标签牌。此处表明,它是专门记载过往的居延都尉夫人、属吏、吏从者及奴婢名字的一枚标签。例(9)与例(8)在文书性质上有紧密的联系,即类同于例(8)的文书归档捆扎好之后,再以例(9)楬的形式书写档案标题,系于简册之外用于标识案卷内容,以便于寻检。从内涵及用语来看,这里的“从者”和“私从者”没有本质区别。
    私从者,《汉书·李广利传》云:“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师古曰:“负私粮食及私从者,不再六万人数中也。”[1]2700《汉书·赵充国传》:“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1]2986私从者一词在《汉书》中仅此两见,而且都与吏士征伐屯守事宜有关系。《李广利传》中汉政府在征讨大宛筹集兵力时,仅“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且“私从者”不在六万人数中。因兵多势强,“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1]2701。汉军征伐进程一路高歌猛进,自然离不开私从者的协助。同样,在《赵充国传》中,赵充国向皇帝奏疏愿罢骑兵,仅留少量步兵及吏士私从者万余人屯田备虏,节省军费,缮治邮亭,“兵决可期月而望”[1]2987。可见,私从者也被赵充国视为兴屯戍、御反羌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据汉简反映,即使边塞戍守系统中一些低级吏员也常有私从者。如《敦》526简:“大煎都候长王习私从者,持牛车一两,十月乙巳出东门。”候长,秩百石[5],有私从者。《敦》280简:“书吏胡丰私从者,零县宜都里胡骏,年三十,长七尺二寸。”有学者指出,“凡两汉简文书签署人书佐的位置上,新莽简皆称作书吏,证书吏为新莽所改书佐称谓”[6]。可见,专门以抄录拟誊公文为职事秩百石以下的书吏亦有私从者[7]。而《敦》295简有“外塞吏子、私从者、奴大男十五人”、《敦》298简“出外塞吏子、私从者大男廿四人”的记录。显而易见,随着屯戍吏士一起远至西北边塞生活的私从者当不在少数。
    缘何如此数量颇丰且在汉代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不可或缺角色的人群,却在史籍中未见更多的描述?笔者认为,这与私从者常被称呼为“从者”或“私从”有莫大的关系。《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将私从者解释为“吏士出征时私募之随从”[8]。《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一书中认为“私从者是私人的随从”[5]74。二者都强调“从者”的私人属性。亦有学者指出“从者多数是官吏们雇佣”的[9]。这说明,无论是战争时还是和平时期,一旦当“从者”受雇于人后,对雇主而言,他们都是私人雇佣的随从。在“从者”前冠以“私”字,意在表明“从者”与雇主之间是私人而非官方的雇佣依附关系。

    【作者简介】侯宗辉,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