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8月11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蕞尔小国”日本出兵台湾给天朝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这影响甚至要远远大于战败于“英夷”之后的心理痛楚。就在中日签订了“台湾专条”后的第5天，一道谕旨发给沿江和沿海各地的15位封疆大吏们。谕旨命各位就如何防范列强、加强国防提出自己的见解。于是，中国近代一场前所未有的海防大讨论开始了。

　　这场事关国家和朝廷命运的讨论进行的并不顺利，因为有两个事情直接影响着讨论的结果和参与讨论人的命运；一个是域外强敌的进逼。沙俄乘新疆内乱之机出兵侵占了伊犁。清廷决定用军事手段平定新疆，人已在西北的左宗棠率领他的部队西出玉门关平叛。在7年的平叛作战中，新疆每年花的银子多达740多万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的收入不过6千万两。对这种现象有人提出了质疑。李鸿章毫不隐晦地说，新疆战事已力不从心，而伊犁收复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不如令西征大军就地驻扎、严守边境；而将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建设东南海防。李鸿章此议遭到了他的对头的激烈反对。他们提出了不仅不可放弃，还必须以西北边塞为国防重点。

　　一时间，观点分析中肯但结论对立的局面，让主持朝政的决策人物无法把控。就在讨论莫衷一是之时，另一件大事发生了:年仅20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李鸿章在新皇帝继位之时政治地位加强，对他的海防主张实施无疑有着巨大作用。但海防和塞防之争却升级了。左宗棠指责放弃西北等于投降。他提出，海防和塞防应同时加强!

　　左宗棠的意见被决策者采纳了。朝廷先后出台了3项决定:一是加强南北洋海防、筹建海军，由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办理；二是命左宗棠督办西北军务，评定叛乱，收复新疆；三是将海防筹饷作为第一要事，每年划拨400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我们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个谁都不得罪的决定。

　　在过去的许多著作中，把“海塞防之争”描绘成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但实质上两种主张都是为大清江山的巩固而进行的方案设计，本质上没有“爱国”和“卖国”的区别。说白了，这就是在国家边疆海陆危机同时出现时，应当“丢卒保车”还是“二者兼顾”。但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它明确地做出了支持海军建设的决定。它是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