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是一个古老而长存、凝重而富于时代意义的话题。自从国家产生后，腐败就与人类政治文明相伴随，是造成历史上许多王朝和国家人亡政息的重要原因。尽管各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背景，反腐倡廉的目标有所差别，但腐败仍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反腐倡廉是维护政治肌体有效运行的必要手段，我们的祖先总结并创造出丰富的反腐倡廉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文化，这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延续的重要保障，是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

　　深入挖掘廉政内涵

　　至迟在春秋时期，古人就对“廉”字赋予清白、公平、俭约、方正、高洁、明察等含义，并与政治兴衰相联系。齐国思想家晏子说，“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还提出如何“廉政而长久”的命题。管子将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大约战国时期出现的《周礼》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六廉”观，既要求官吏为官清廉，又要求他们在“以廉为本”基础上具备各方面的行政能力，而非仅仅个人道德上的清廉。“六廉”思想全面反映了我国古代对官吏廉政素质的整体要求。

　　秦汉以后，人们在“廉”字前面加了一个“公”字，强调做官要“公廉”，这是对廉政认识的新发展。《史记·酷吏列传》记载西汉官吏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后汉书·杨震列传》说其“性公廉，不受私谒”，都是主张为官应当具备“居官无私”、“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的廉政素质。由此可知，古人对“廉”内涵的理解颇为丰富。

　　廉政思想文化积累深厚

　　我国历史上以儒家为主的各种思想学派中，有很多有关廉政的内容。

　　首先是“民本”思想。古人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春秋时期思想家已经将神与民、天与民的关系转化为君与民、政与民的关系，明确指出决定统治好坏的不是天和神，而是是否顺应民心。“国以民为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成为历代有为政治家治国理政的基本出发点。剥削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当然不可能真正做到民本，但民本思想中的重民意识，对统治阶级减轻剥削压迫、倡导节俭行为、重视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文化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其次是“尚贤”。这是廉政的用人基础，与任人唯亲相对立。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用人思想，并赋予其丰富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能够辩证地看待“尚贤”，从德、才两方面来考察“贤”，并总结出“德为才帅”的尚贤用人理论。他们还指出，应当从勤俭、恤民、谦让、忠信、孝悌等方面分析一个人是否有德，使德变得具体而非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