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印度(身毒)之名首次为中国人所知是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随着丝绸之路南道的开通，印度的一些王国与西汉王朝逐渐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和交往，印度西北部的罽宾甚至成了中国的藩属。东汉初年，月氏—贵霜帝国建立，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丝路南道与海上丝路的联通和佛教的传入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些关系的发展轨迹不仅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关于西域的记载中有所反映，而且在西方古典作家的笔下和印度的考古资料中也有体现。二者的互证使古代中印文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与明确。

　　关 键 词：张骞 丝路南道 罽宾 贵霜 中印关系 《厄立特里亚航海记》

　　作者简介：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系。

　　古代中国与印度何时开始发生关系，又通过何种方式发生关系，确实是个老问题。季羡林先生曾对此做过比较详密的考证。根据他的考证，至少在孔雀王朝建立时，专指中国的“Cina”(脂那、支那)和“中国丝”之意的复合词——cinapatta已经在印度出现。①可见在公元前4世纪与前3世纪之交，中国及其特产“丝”已经被印度人所知晓。但中国方面对印度的了解始于何时呢？除了佛教文献中的夸大讹传之词以外，②真正有根有据的记载实际上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之时。虽然张骞本人没有到过印度，但他曾派使者出使身毒。在他之后的两个世纪内，印度西北部的罽宾、高附、天竺以及与之相邻的乌弋山离和其后征服印度的贵霜(月氏)先后与汉代中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直接联系。丝路南道的开通和发展就是中印两大文明接触、交往的结果和见证。虽然有关印度的记载在《史记》的《大宛列传》和《汉书》与《后汉书》的《西域传》中多有反映，但它们往往语焉不详。如何揭开汉代中印关系史上的种种谜团，仅仅依靠汉文记载显然难有大的突破。近代以来西方汉学家利用其语言优势，确实在人名、地名的考订上很有贡献，但涉及复杂的中国历史背景和艰深的古汉语文献，他们也有力不从心之感，甚至以讹传讹。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借助西方古典文献中有限的证据和新的考古资料以及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两汉三史中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和中印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证实和解读。

　　一、《史记》、《汉书》中的中印关系

　　《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身毒”的传闻应是中国史书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在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他耳闻目睹的诸国中，他没有单独介绍身毒，但却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惊讶地发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问从何而来，答曰身毒。他借大夏人之口，对身毒做了简单描述：“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③这里的介绍与前面对大宛、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的记载不大相同：其一，是间接而为，说明只是偶尔传闻所知；其二，内容简单，只提到其大致方位、民俗。但其他的内容却真实地反映了印度的特征：气候湿热，产大象，有大河为界。大河当指印度河。既然蜀物是经身毒而来，那就意味着身毒与蜀地之间可通。根据张骞的建议，汉武帝令他在蜀地犍为郡发四道使者，欲通西南夷，由此进入身毒，但均无果而还。但张骞并没有放弃通身毒的想法，他在第二次西域之行时，坐镇乌孙，派遣副使到包括身毒在内的西域诸国。④张骞之后，汉武帝为了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更是多次派遣汉使到身毒。⑤可见，至少在汉武帝之世，中国和身毒已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但身毒的使者是否来朝奉献，《史记》中信息并不明确。“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⑥，不知这些大夏之属者中有无身毒，来人中有无身毒人。而且“西北国”是否包括身毒，从地理方位上看也似有疑问。《史记》完成于公元前91年，此后直到班固之时，中国与身毒有无来往就不得而知了。

　　班固(32年-92年)的《汉书·西域传》可以说是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延续和补充。班固的弟弟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应该给班固提供了不少西域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他的笔下，身毒消失了，葱岭之外的印度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罽宾。该传对罽宾的记载极为详细，其中包含了对其国都、方位、人种、地理、气候、物产、建筑、织造、饮食、市场、钱币、家畜、奇物等方面的介绍。此外还特别对罽宾与汉廷的政治外交关系做了重点梳理。⑦司马迁对罽宾没有记载，说明至少在《史记》完成时，中国方面对它还知之甚少，甚至无所知晓。罽宾与汉廷之关系，始于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几经反复，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罽宾王乌头劳之时：自以绝远，数次剽杀汉使。

　　乌头劳之子之时：愿意修好，遣使贡献，汉关都尉文忠受命送还其使。但该王欲加害文忠，文忠发觉，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

　　阴末赴之时：拘禁汉使军侯赵德，杀副使以下70余人，然后遣使谢罪。元帝(前48年-前33年)因其绝远，遣其使者于悬度，断绝关系。

　　汉成帝(前32年-前8年)之时：罽宾复遣使者来献谢罪，但仍因绝远，道路艰难，其归属与汉无直接利害关系而谢绝。汉廷送其使节到皮山而还。其实，罽宾人通汉的根本目的是获得赏赐和与中国从事商贸的机会(“实利赏赐贾市”)。因此，后来虽无政治从属关系，但其使仍数年一至。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罽宾的一个属国——难兜国。此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南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蒲陶诸果。有金、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⑧在罽宾东北方向330里(约合今130公里)，应该不算遥远。位置大致在罽宾与大月氏接壤之地，可能是一葱岭绿洲国家。出产与罽宾相似，可种五谷，可产葡萄瓜果，也有金银铜铁，可以铸造兵器，无疑也可铸造钱币。既然归属罽宾，大概也用罽宾钱币。此处虽然没有提到难兜的东邻，但在对乌秅国的介绍中却说它西邻难兜。难兜之东即乌秅可证。

　　据《汉书·西域传》：“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北至都护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山居，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出小步马，有驴无牛。其西则有縣度，去阳关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护治所五千二(百)[十]里。縣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⑨这个乌秅显然是个山区之国，很可能位于现在中巴边境巴基斯坦一侧的罕萨(Hunza)地区。⑩Hunza或与乌秅古代读音相近(据唐颜师古注，乌音古读一加反，秅音直加反(11))。乌秅之西数百里，就是縣度。这个“縣”就是古代的“懸”，是“悬绳而度”的意思。縣度就是“懸度”，现代汉语简写为“悬度”。而悬度是丝路南道通往罽宾的必经之地。正是由于悬度路程艰险，难以通行，所以，汉廷往往送其使者至悬度而还。罽宾也借此天险之利，多次杀辱汉使。“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汉成帝时，大臣杜钦力劝与罽宾断绝关系，也是以此为理由。“今縣度之厄，非罽宾所能越也。其乡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12)“縣度”应是丝路南道最艰难的一段，大概即今中巴公路从红其拉甫山口经Hunza到吉尔吉特(Gilgit)这一段。

　　《汉书·西域传》在紧接罽宾之后，提到了另外一个与其西邻的国家——乌弋山离。(13)该国与罽宾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气候可能更热一些(地暑热莽平)，有“桃拔、师子、犀牛”等特产。钱币亦不同，“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此地是丝路南道的终点。“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据其四至，一般认为是今日阿富汗喀布尔以南和伊朗西南部以塞斯坦(Seistan)、坎大哈为中心的地区，即古代的阿拉科西亚(Arachocia)和塞斯坦。此地在古代史上，也可归入一般意义上的印度西北部。

　　从罽宾及其属国“难兜”以及东西相邻地区乌秅、悬度和乌弋山离的大致方位来看，它们皆可归为古代印度或身毒的一部分。《汉书·西域传》不提身毒，大概是把罽宾之属视为它的替代。至于此传中偶尔提及的那个位于疏勒西北方向的塞种国家“捐毒”(14)，尽管“捐毒”古通“身毒”，但此“捐毒”显然不是《史记·大宛列传》中那个临水之大国“身毒”。乌秅、悬度都在葱岭之中，是从塔里木盆地抵达罽宾的必经之地。《汉书·西域传》对罽宾、乌弋山离、乌秅、悬度的记载之所以如此详细，应归因于它们与汉廷的直接关系。罽宾虽然时绝时通，但它一度接受汉廷的印绶，应该说也是汉帝国的属国之一。正是由于汉廷与这些沿路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外交关系，丝路南道得以开通，从而大大加强了古代印度与中国的联系，为后来佛教的传入和贵霜—印度文化进入塔里木盆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