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通过对史学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认识到，21世纪中国史学应扎根中国发展的实际，构建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要提升中国史学的话语权，首先要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怎样推动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创新？对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

　　记者：您研究中国史学史是从唐代史学开始的，并且撰写了您从事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论著《唐代史学论稿》，为什么选择唐代史学这样一个研究的立足点？

　　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出版于1989年,是我从事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在1978—1988年这10年中对唐代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今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又出了一个增订版，新增了十几篇文章。

　　当时，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多种因素：第一就是我教中国古代史，对唐代历史很感兴趣，唐代的诗、散文也很有吸引力。第二就是我做了一个考察，发现学界当时对唐代史学的研究很少，也就是说唐代史学留给我们的研究空间非常大，可以出很多成果。第三，我的恩师白寿彝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写到唐初就中断了，我是他的研究生，我有责任接着往下写，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而且如果唐代研究好了，往上往下都可以延伸。

　　通过写这部书，我对于唐代众多史家的思想、活动、成果，以及唐代许多历史著作、史学评论的产生、内容、观点，有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了解；对于唐代历史发展同唐代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加具体的、深刻的认识。

　　记者：您的研究不局限于断代史学，而是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撰写了《中国史学散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等，您为什么着意于对“通”的追求？

　　瞿林东：我认为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一个断代的认识上是很不够的，必须要“通”。因为如果不“通”,那你就不能纵观全局,看不清脉络,也就不能揭示规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认识中国史学史。你不“通”,也就不可能对于局部问题作出准确的认识和恰当的评论,因为你的知识有限,视角太窄,容易以偏概全。更重要的是,你不“通”,你对史学问题的认识就不能上升到理论层次,也就会影响整个学科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中心，但是我们长期没有一本贯通的中国史学史的专书，所以我发奋要把中国史学史贯通下来。《中国史学散论》《史学志》和《中国史学史纲》，可以看作是我追求“通”的三个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