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2017年，中国现代文学即将迎来百年纪念。百年来，文学期刊作为主要文本载体和传播方式，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当历史的年轮碾过，有些期刊已经遗佚不存，幸而保存下来的有些也因年代久远，接近阅读与使用的极限，如何利用好这些珍贵的文学史料，引起学界关注。近年来，老一辈、新一辈学者接力传承，搜集、整理、研究近现代文学期刊已形成一股学术热潮。文学期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怎样的价值？学界当前在文学期刊研究领域形成了哪些热点？就相关问题，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鲍国华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请您介绍一下，作为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阵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现代文学期刊。它们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鲍国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按照新文学倡导者的叙述，源于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明年正好是新文学百年）。而在后人看来，这一起点无疑要早得多，其中包含的问题也要复杂得多。研究者或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上溯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陈平原）；或回溯至晚清黄遵宪、陈季同等人的创作（严家炎）；或认为晚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其开创性和丰富性均大于“五四”新文学（王德威），等等。事实上，考察这一问题，并不仅取决于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关键在于对“现代”和“文学”的理解。在不同的学术视野中，对“现代”“文学”理解的差异，也就造成了对其起点的不同追认。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现难以归结于某一具体的时间点、或某一具体人物，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期刊在其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阵地的文学期刊，重要者甚多。在新文学的眼光看来，期刊如《新青年》《新潮》、改版后的《小说月报》、作为“新青年派”之反对者阵地的《学衡》（代表新文化的另一向度，绝非新文学的反对者）、30年代的《现代》，报纸如《京报》《晨报》《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等等；从通俗文学的视角出发，期刊如改版前的《小说月报》、“红”系列杂志，报纸如《庸报》副刊，等等；从晚清文学的层面观察，期刊如《瀛寰琐记》、“新小说”运动中诞生的诸多杂志，报纸如《申报》《循环日报》，等等；都在一定时期内引领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风潮。一些报刊的影响力甚至辐射至今，而彼此间基于“新旧雅俗”等不同立场的对话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总之，中国现代报刊的出现，及其依托的现代出版制度，培养了现代作家和职业出版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方式，称之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的标志，也不为过。

　　记者：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这个转型与探索的过程在目前能够看到的现代文学期刊史料中有怎样的体现？

　　鲍国华：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文学报刊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以晚清至民国初年出版的报刊为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自成体系，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风貌，其资本运作、人员构成、办刊宗旨和文化趣味本身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学转型这一文学史大趋势而言，报刊既起到关键性作用，又在整体上形成合力，而不同立场和派别的报刊之间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使中国文学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众水分流、众声喧哗的局面，形成了晚清以来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目前，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赵利民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晚晴报刊文献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一项目的开展有助于进一步展现现代文学期刊在中国文学转型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