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研究正成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新的热点,方兴未艾。 

　　有学者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有的语言需求,如语言文化、语言人才、语言产品、语言应用、语言学术等,建议制定专门的语言服务规划,加快培育语言人才,创新语言资源开发,构建相应的语言服务体系,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也有学者提出了服务“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认为既要探讨国内语言生活、语言生态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又要分析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双边和多边交流中的语言使用,更要思考旨在争取民心、赢得民意的人文交流对语言文字的需求,从7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规划设想。 

　　笔者认为应将语言互通包含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建设内容之中,纳入“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为此,提出实现语言互通的4种途径及加强语言能力研究的建议。还有研究者从语言政策和规划的角度全面列举和对比了“一带一路”核心区的中亚四国和东南亚四国与我国共有语言及其语言身份、语言地位和文字系统的构成情况;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在战略导向、能力需求、资源种类和资源质量4个方面的战略转型任务,提出了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服务“一带一路”的对策和建议。有研究者论述了中亚五国语言状况的特点及语言发展呈现出的多极化走向,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提出“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必须重视语言规划和语言理念。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语言服务能力不足问题,提高国家语言能力迫在眉睫,而相应的语言服务业在机遇与挑战中蓬勃发展、互联网机器翻译蓄势待发,今后更应摸清中国周边语言资源现状、推进跨境语言研究。 

　　为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以及团体(如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均在制定相关规划,需要将语言互通计划纳入相关规划中,甚至需要专门的语言行动计划。 

　　首先是语言规划观(认知取向)。一般认为,有3种语言规划观,即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人权、语言作为资源。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基于资源观的语言规划研究恰逢其时,面临新发展。语言资源观须进一步梳理,系统发掘。